“太阳花学运”案宣判 成政治侵蚀法律的不良典型

“太阳花学运”后，台北地检署对学运的头头及骨干分子于昨日作出一审判决，宣判被告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等22人无罪。澳门《新华澳报》4月1日发表署名富权的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政治侵蚀法律的不良典型，它将会对台湾地区今后的政治法律生态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太阳花学运”后，台北地检署对学运的头头及骨干分子，依“3.18占领台湾地区‘立法院’的立法院案”、“3.23占领台湾当局‘行政院’的行政院案”，以及“4.11包围中正一分局”等3宗刑事案件起诉。其中的“3.18占领‘立法院’案”，涉及三项主要罪名，分别为：煽惑群众占领台湾地区“立法院”；在台湾地区“立法院”中山南路门前聚集，涉嫌“违反集会游行法”；对议场执行驱离警员“妨害公务”。其中的“占领台湾地区‘立法院’案”，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经历3年的冗长审判程序，昨日作出一审判决，宣判被告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等22人无罪。台北地检署声称，待收到判决书后，经研议再决定是否提上诉。而一些“独派”社团已经向台北地检署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上诉。至于“太阳花学运”中的“3.23攻占台当局‘行政院’”部分，台北地方法院订于4月10日宣判。陈为廷等被告向地院“呛声”，要求其比照“占领台湾地区‘立法院’案”，作出无罪判决。

台北地方法院是参酌有关“公民不服从”（又称“公民抗命”）的学说，并比照其七大要件：一、抗议对象系与政府或公众事务有关之重大违法或不义行为；二、须基于关切公共利益或公众事务之目的为之；三、抗议行为须与抗议对象间具有可得认识之关联性；四、须为公开及非暴力行为；五、适当性原则，即抗议手段须有助于要求目的之达成；六、必要性原则：无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资使用；七﹑狭义比例原则：抗议行动所造成之危害须小于要求目的所带来之利益，且局限于最小可能之限度；认为“太阳花学运”完全符合以上七点要素，因而认定其为“公民不服从”行动，因而判决所有被告皆无罪。

然而，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学说，“公民抗命”还需符合以下的原则，那就是活动须和平、理性及非暴力进行，参与“公民抗命”者其后需愿意接受法律制裁。香港“占中三子”最初在策划“占领中环”行动时，也是将活动设定为静坐，并任由警察抬离现场，及要求参与者不要作出任何暴力的行为，包括当警察清场时，也不要反抗。因此，当他“吹鸡”（吹鸡：吹哨召集）提前发动的“占中”行动，发展到暴力抗法时，他也承认已经违背了“公民抗命”的“和平、理性及非暴力”原则，“预咗”（预咗；预料到）要接受法律惩处。实际上，戴耀庭就曾在媒体上为文承认，“占中”是明知故犯地违法，因而将会尊重法治(例如接受拘捕及承担罪责)。因此，当香港特区法院对在“占中”过程中触犯了刑事法律的参与者作出有罪判决时，其中的一名被告曾健超也就决定放弃上诉，自愿服刑，并发表公开信说明，“由参与社会运动的第一日开始，我已有心理准备及知道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明白当晚我所作的部份行为为法例不容许，我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点我从一开始都没有否认。”

在“占中”行动持续到第十一天时，香港大律师公会就法治及“公民抗命”发表了声明指出，“公民抗命”不足成为法庭上抗辩的理由，要交法官按法治原则来判刑量刑。声明引述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McEachern（麦凯克伦）首席法官在RvBridges案中的判词说，“公民抗命”是一个哲学原则，而非法律原则。简单来说，参与者故意犯法，目的在于引起别人关注，同时亦是抗议某些法律或政府行为的不公义。在参与者遭到刑事检控时，“公民抗命”不能成为对有关控罪的答辩理由。一旦参与者因在“公民抗命”过程中的行为涉嫌触犯法例而被起诉，若有足够证据证明控罪，则无论行为的动机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构成任何答辩理由，法庭也不会在审讯时对受审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评价或裁决。

因此，对比上述有关“公民抗命”的原理，台北地院对“太阳花学运”作出无罪判决，是片面地采纳了其中合理的“公民不服从”的元素，而刻意避开其中不合法的“公民不服从”不得以暴力方式进行的部分，而且也是对“公民抗命”不能成为对有关控罪的答辩理由的原则的亵渎，最少是失职行为。可以说，台北地院的这个判决，是“政治侵蚀法律”、“民主破坏法治”的不良典型。它将会对台湾地区今后的政治法律生态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政治侵入“司法”。按照法官在判决书中所采纳的所谓“公民抗命”七要素，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命题，亦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McEachern（麦凯克伦）所指的哲学命题，在刑法中没有的。其实，即使是“公民抗命”的原理，也是“搏坐牢”而引发同情。实际上，就是“很讲人权”及“公民抗命”的发祥地美国，也没有认为倘是涉及暴力的“公民抗命”是无罪的。而“太阳花学运”参与者冲进台湾地区“立法院”议场后破坏公物，后来需要花费数百万元（新台币，下同）修葺，这本身就是刑事毁坏，而且毁坏的对象还是公物，就更是罪加一等。

其次，在客观上是为民进党今后的暴力抗议开了一个口子。众所周知，进行此类活动的，多是民进党人。在“党产会”疯狂压榨国民党时，就有说，倘是发生在民进党的身上，早就发动暴民攻打“党产会”了，因而有人批评洪秀柱，只是遵循法律途径“寻求公道”，而不是以较为激烈的手段进行自救。

现在民进党执政，当然“当家不闹事”。但“独派”已经声言，必须在今年内修改“公民投票法”，以降低“门坎”来实现“独立建国”理念。不排除他们将会上街游行示威，向蔡英文施加压力。倘遇到警察维持秩序时，他们采取暴力反抗，法院是否也将以“公民抗命”来“赦无罪”？倘此，声称要“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可能就被迫要屈从于“独派”团体。

再次，今后警方在面对类似事件时，将会十分辛苦，无法维安。或是干脆不作为，以免被追究“迫害公民不服从”的“责任”。

当然，借此机会，也使得民进党最具“杀伤力”的“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命题，被废掉“武功”，完全失去正当性及效力。实际上，自“党外”运动蓬勃发展及后来民进党成立后，反对国民党体制者频密地进行街头暴力活动，法院判其罪名成立。后来，民进党也成为执政党后，街头暴力行动有所减少，但依仗权力进行贪腐的现象却盛行起来，法院也依法判处了一些案件，包括陈水扁的贪腐案。但每当案件宣判后，民进党人都悲切地高呼：“法院是国民党开的”。经此一役，民进党人倘再重弹老调，可能会笑掉天下人的大牙了。

其实，民进党经过两次掌权后，可能会演变为台湾部分法院是“民进党开的”了。这可从历史现实去梳理规律：过去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土”意识强烈的“本省人”，在报考大学时多是选择修读法律、会计（或建筑设计）、医学等学科，因而有“三师”之说，就是“律师、会计师（或设计师）、医师”，这几种专业的团体的意识形态，多数偏“独”或亲“绿”。倘其中的修读法律者，经过训练后进入“司法”机关，同情或倾向民进党的检察官、法官也就将会越来越多。尽管在理论上是必须遵守“司法”独立，但也却允许自由心证，这也就难保不会在行使法官的权力时，对涉民进党人的官司作出有倾向性的判决。反而政治光谱是蓝色的被告，其能获得公平审判的前景堪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