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于上周六进行中常委选举。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改选32名中常委。但似乎是选情冷清,只有39人参与角逐。除了28位中常委争取连任(另4位现任中常委不再寻求连任)之外,只有11名“新人”参与角逐。
《新华澳报》发表富权的文章说,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置常务委员39人,其中选任中常委为32人,由“全代会”代表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票选。每年改选一次。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据说,今年国民党中常委改选反映并不活跃,主要原因有四个。其一是今年票选方式有所变革,过去全党代表票选中常委,每人选票最多可连记圈选32人,今年改为“1/2限制连记法”,亦即最多只能同时圈选16名候选人,增加了当选的难度。其二是近年马当局施政失误频仍,国民党党内权斗也愈趋激烈,一次“九月政争”差点要了国民党的“命”,导致国民党民调持续走低,使得原来即使是有志的国民党党员也兴趣缺缺。其三是受到台湾地区现行政制“党政分开”的限制,即使是国民党也只不过是一个“人民团体”,与在野党的功能差不多,已经沦落为“选举机器”,因而对国民党党员的吸引力大跌。其四是马英九刻意以“中山会报”来取代中常会的角色,中常会的权力已经严重边缘化,经常说议而不决、没有效率,因而不少曾经是中常委的党员如连胜文等也高唱“不如归去”,另行搭建新舞台。在此情况下,当选为中常委的国民党党员,并非就是国民党的精英,予人“蜀中无大将”之感。
国民党现有的组织架构,是上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代,由前苏联顾问帮助设计并一直固定下的的,是刚性政党架构,因而也不被称为“列宁式政党”(民进党的组织架构也是被称为“列宁式政党”的刚性政党),严格按照“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模式,及“地方——中央”的架构而设立的。
在“两蒋”及李登辉时期,由于党政一家,故国民党中常会的权力颇大,几乎“行政院”所有的重大决策,包括“内阁”部会首长的任免,都必须先经由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后,再由“行政院会”通过,“行政院会”几乎成了国民党中常会的“橡皮图章”。由此,当时中常会的成员候选人都是由国民党主席提名,且结构比例较为均衡,各重要部会首长及四大工商团体及工会的负责人,以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创办人,都会获得提名并无惊无险地当选国民党中常委。后来,在民进党的“民主”诉求冲击之下,曾对中常委候选人提名方式作适当改革,除保留一半应选名额仍由国民党党主席提名之外,另一半应选名额则是改由开放给委员联名推荐。这就让国民党内一些具有雄心壮志者,或是怀有各种个人动机者,获得透过参选中常委而挤进“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机会。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法规规定,执政党的党工不再具有公务员身份,执政党的财务再也不能“党库通国库”,而且囿于台湾地区现在的政治体制,有了“政党轮替”这么一回事,通过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而“轮流坐庄”,国民党也就从原来的革命政党转型为选举机器,美其名为“民主政党”,因而其中常委在政务运作中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表面上看,国民党实行集体领导,但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国民党主席实际上是最有权力的人,因为国民党主席掌握着中央党部一级委员会的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的提名权,也掌握着部分中央委员和中常委的提名权。限于国民党的政治伦理,副主席一般是荣誉职,实权有限。39席中常委是“全代会”及中央委员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但中常委往往成为党主席的“近卫军”,所以中常会往往沦为国民党主席“一言堂”。
尤其是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许多国民党中常委都很失望,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其实都是虚的,不及马英九的一纸裁示,根本无法为决策及改革发挥作用。身为中常委只不过是一个花瓶摆设,为马英九一人的决策“背书”而已。为此,就有个别中常委干脆成了“抬轿佬”,一味只顾为马英九保驾护航,明知其决策欠妥也照样支持。如此下去,只能是意气阑珊,倒不如归去。这也是本次中常委选举不再激烈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中常会的“含金量”减少后,倘若马英九继续“自我感觉良好”地大搅“一言堂”,对国民党的改革发展,尤其是实现长期执政的愿景,恐怕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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