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三十年·讲述】鸿雁传书天遂人意——黄埔老兵追忆香港省亲

　　1985年12月，罗文治与幼子在香港合影。（图片由罗吉元提供）

姐弟别离卅七年 借道香港终于聚首

时间很快进入到1985年，姐姐多次在来信中表示，她年事已高，来日无多，鉴于当时的形势，不可能在内地或台湾见面，希望我们姐弟能在香港见面，以了却她的思念之苦。

姐姐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姐弟开始互动，我常常到宁夏自治区相关部门，询问到香港省亲的有关事宜，姐姐则在台北了解赴港的各种讯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11月，经过我的堂嫂（时任台湾“立法委员”）丑辉瑛极力斡旋与力促，我的姐姐与我侄媳妇章学雄获准于当年12月初出境赴港；而我与小儿赴港的担保人是香港互谊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毓民先生，他是丑辉瑛的干儿子，也是生意伙伴，在香港九龙商界小有名气。

11月底，我从公安部门拿到了港澳通行证和入境证，着手准备赴港事宜。临行前，自治区党委的两位同志在银川请我吃饭，再三嘱咐我，此次到香港与台胞见面在宁夏是第一次，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宣传宁夏，宣传家乡云云。他们还为我出具了介绍信，让我到深圳后及时与宁夏驻深圳办事处联系，以期在食宿方面得到照应。我向两位同志表示了最为诚挚的谢意。

1985年12月7日，我偕小儿由宁夏中卫到兰州，乘坐当日由兰州开往广州的列车，尽管睡在卧铺上，我还是没有休息好：即将见到的姐姐容貌变化大不大？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

12月9日晚7时许，列车到达广州，华灯初上，羊城一片喧闹，小雨沥沥，空气中透着淡淡的鱼腥味。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宾馆登记入宿后，我们匆匆入睡。

12月10日早晨，我们乘火车到达深圳，二个多小时的旅途，到处是建设工地，一片繁忙景象。经过多方寻找，我们终于在深圳体育馆对面找到了宁夏驻深圳办事处，这是一栋全国九省市政府联合租用的办公楼，当我们向宁夏办事处的同志递上介绍信和说明来意，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中午时分，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说她已于9日到达香港，住宿的宾馆是位于九龙弥墩道的帝国酒店。姐姐同时告诉我，与她同行的还有我们的侄媳章学雄。我与姐姐约定：12月11日在香港见面。

11日中午，我与小儿来到罗湖通关大楼等待通关，等待通关的游客排起了长龙，整个口岸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椅子都没有。气候炎热，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不少人只能席地而坐，整整等了半天才轮到通关。

通过安检后，我与小儿在下午17时许来到位于罗湖口岸南侧的罗湖火车站，乘客大都是由大陆到香港或取道香港前往境外的。当时从罗湖的列车平均每20分钟发出一列，分为头等车和二等车，头等车的票价比二等车多出一倍。

当日下午18时许我们来到九龙火车站，出了站口，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的是：装饰豪华的大酒家，玻璃柜中游着活鱼活虾的高级饭店，大理石板贴墙的银行大厦，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公司，五光六色的霓虹灯，珠光宝气的女郎……

解放前，我曾到过九龙，但现在面目全非，变化很大，一时我与儿子迷失了方向，正在我们犯愁之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们面前，“热情”的司机招呼我们上车后，将我们拉到了帝国酒店门前，不到二十分钟的里程，司机向我们父子收费120元港币。事后，有居住香港的亲戚告诉我，这段里程，按计价器计算，两个人也就是12元港币。这位司机看出我们是头一次到香港，狠宰了我们一刀。

到了帝国酒店门前，我们拾阶而上欲进大厅时，一位陌生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向我打招呼：“您来了，就是这里”，我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对方见状连忙解释：“老爹，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章学雄呀，是三姑让我在门口迎接你的”。

这时我才恍悟，1948年我在南京曾见过章学雄，她是我侄儿罗仲泉的妻子，当时还是年轻少妇，如今已是儿孙满堂的老妪，又见章学雄，不由让我对人世沧桑发出感叹。

在侄媳的引导下，我们乘电梯来到酒店四楼姐姐居住的客房，侄媳轻声推门，向里面的姐姐介绍：“三姑，我老爹来了”。

满头银发的的姐姐哽咽着冲我说了一句话：“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将你带到台湾去！”

霎时，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叙说，将近四十年的牵挂和思念，在这一刻变成了紧紧的拥抱和恣意横流的泪水。

在姐姐泣不成声的叙述中我得知，1948年12月，姐姐与时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上校翻译的姐夫随军舰撤到台湾左营，他们捷足先登，在当地找了几间日本人撤退时留下的住房得以安身。因为当时台湾的住房相当紧张，姐姐的家先后接纳过我的姑父、台湾的国画大师溥儒以及我姐夫的外甥女婿（后任台湾海军中将、海军后勤部队司令）钱怀源和我姐夫的侄儿(后任台湾海军供应部司令)陈文豫的家眷栖居。

稍后一部分国民党军官、文职人员到台后，房源紧张只能住在帐篷或木头搭建的房屋里，住在木屋区和帐篷里的人，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害怕台风掀掉屋盖，担心大雨冲泻山泥压塌房子，更惧邻居失火，成片木屋化为灰烬。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质量逐步提升，住房难题才得以克服。

我姐夫已于70年代去世，姐夫去世后在台北留有一栋楼房，姐姐目前靠出租房屋为生，生活尚可。

稍事平静，姐姐对我说，此次她临到香港之前，我的堂兄罗平、堂嫂丑辉瑛到台湾桃园机场送行，堂兄、堂嫂请姐姐转告我：定永（罗吉元注：“定永”为罗文治幼名）当年未能来台，如果他有意到台湾定居，我们一定会鼎力促成此事。

姐姐说，这也是在台的罗家亲人的共同心愿。估计在见面中，姐姐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对此我在赴港途中已有考虑，我诚恳地对姐姐说，过去我却实受了不少苦，但近年来我的情况已发生改变，“右派”问题已得到改正，并当选为当地的政协委员，子女都有了工作，我的根已扎在宁夏，我的家就在宁夏，所以不想再挪窝了。

随后，我又与在台湾的堂兄罗平、堂嫂丑辉瑛通了电话并表示谢意。1947年我与罗平在南京见过面，掐指算来已38年没有唔面，电话中我们彼此很是感叹。

我在香港先后住了18天，与姐姐畅谈数次，彼此忆往事、聊家常，既为儿时的欢乐时光所陶醉，又为后来的命运多舛而感叹，倍感人生苦短与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