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不仁 以警察为“刍狗”！

评论摘编如下：

台湾“立法院”审查“年金改革法案”，毫不意外地在院外引爆冲突，部分“立委”与“首长”在群众推挤、冲撞中遭到干扰或受伤；蔡英文与林全为此都强调，针对“年改”陈情抗议的脱序暴力行为，要求警方一定要严惩严办；另一方面，多位绿营“立委”也批评警方“执法”不力，让他们遭到反“年改”群众追打。一时之间，警方又成了“夹心饼干”、甚至是“落水狗”，不分蓝绿、朝野或官民，各方怪罪，有口难辩。

面对群众运动的处理与公众秩序的维持，很多人常会说外国的警察如何威严凶悍，对于不法脱序行为，如何地果断行使公权力；然而，偏偏这种“羡慕”，在政治影响行政的双重标准下，就是不可能出现在台湾地区。其实，警察在台湾地区这30年来政治变化下的角色调适，彷佛就是整个社会人心演化下一个具体而微、非常值得省思的缩影。

现在看这几年政治上大大小小群众运动，通过各种新媒体的报道与渲染，有些似乎很像那么一回事，但若稍微拉高历史的视角与纵深，就会发现如今抗争的复杂度与冲击力，只能算是小儿科，当年的警察也更是矛盾难为。

台湾警察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这30年来约莫可分成3个时期。第1个阶段是解除戒严前夕到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这时期正当威权解体，“民主政治”改革大幅推进，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两岸交流，到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台湾领导人直选，各种工农学等社会运动几乎无日不与；在这段近20年的街头运动狂飙年代里，警察可说是疲于奔命，随时处在与群众运动对抗的状态中。那时拿着盾牌、排成人墙的警方，是抗争群众口中的“党国体制的走狗帮凶”，在发动、指挥群众的民进党政治人物眼里，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我已记不清楚有多少日子里，在许多抗争现场记录着，有时是群众向警方丢石头、铁条甚至着火的汽油瓶，有时是警方强力推进、追打落单的群众，直到惨叫连连。

第2个时期是陈水扁和马英九分别执政的那16年，此时“集会游行法”的施行运作渐成常态，因为蓝绿民主竞争选战化，政党轮替机率一样，于是警察不再是哪一党固定的“工具”，经由选举，蓝绿政客都有可能成为警方的长官；这时的警察理论上角色应该较为单纯，压力也相对减轻。问题是，表面上蓝绿虽知道警察随时都可能为我方所用，因而争相拉拢，社会大众也开始同情支持警方；但结果却使政治干预、操控警方处理群众运动的弹性，变得比过去更复杂，警方因此也更碍手碍脚，顾虑和心眼更多。

现在进入第3个时期，民进党重返执政，又加上“太阳花效应”所谓“公民不服从”的无罪判决，警方执法势必更为困难，若要说未来不会因此观风向、省麻烦，谁会相信？结果就是可怜了在处理群众抗争时认真执法的警察，稍一不慎就可能踩到政治红线，重伤的是公权力的威信，沦丧的更是“法治”的尊严。

虽说高层警官当然要有政治意识，但如果有太多的政治考虑，甚至连中低层警察都受困于政治氛围，整个社会在面临各种多元的抗争活动，也是各凭政治立场抒发好恶，标准因人而变、随党而异，不看“合法”与否，只看对象亲疏，人心岂能不乱？台湾地区焉能有序？民进党向来以理想正义要求抗争起家而壮大，应该最懂得此中祸福因果，如今已经2次执政，责无旁贷，绝不能再自以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