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青年观察：“八田与一事件”折射出的台湾现实

4月16日，位于台南市乌山头水库内的八田与一铜像遭人用电锯断头，且头颅不见踪影,引发台湾各界高度关注，并让敏感的“统独”和国家认同议题再度白热化。

显而易见，砍掉八田与一铜像头颅的行为是一场台湾“统派”对“独派”的“反攻”行为。不知何时，以暴易暴开始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流行趋势，从网络霸凌、人身攻击、再到拳脚相向，民主的议事规则似乎无法主导和解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社会争端。而以蓝绿、统独为划分的两派矛盾激化到如此剧烈程度，让人不禁发问：台湾社会内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其一，此次事件及后续效应是台湾民众对蔡英文上台以来种种“去中国化”行为，以及经济政策不力的全面反弹。

蔡英文在2016年初当选为第14任台湾领导人以来，短短半年内就进行了“撤废课纲”，“故宫南院拆兽首”，以及“国史馆争议”等举动，从文化教育领域“动刀”进行“台独”活动，并开始把触手伸入了所谓的“中华文化总会”。她在今年的2月份，还提出将开展中正纪念堂转型工作。这种种一切，实际上亦是一场以“正义转型”为包装的“去中活动”。

实际上，早在2015年便爆出台湾多处的蒋介石铜像遭到斩首，更有“蒙面人”直播持刀斩首蒋介石铜像的全过程。“斩首”行为如此嚣张，不能不说与台湾当局的姑息纵容有很大的关系。倘若当初当局也派人成立侦查小组搜索“凶手”，便不会生出如此多的“砍头”事件。同样的遭到砍头，不同当局的处理方式，不是最能说明台湾执政当局“近日远中”的主导思想在作祟吗？

当然，除了围绕“去中国化”的尖锐冲突之外，更重要的是蔡英文当局和其林全“内阁”在上台一年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伐善可陈。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新南向政策”大有变成“新难向”的趋势，“新南向”办公室主任一换再换，“新南向政策”内容空泛无味。而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台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台湾地区也越来越被排除在区域经济的合作框架之外，这对于出口导向的台湾地区经济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同时，以“一例一休”为核心的岛内劳工政策，也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造成企业劳工皆输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民众用脚投票，用行为来表示对蔡英文当局的不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就在不久之前，台湾也先后发生了15万“军公教”人员与68个团体的最大游行示威行动。也就是说，此次“八田与一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且台湾社会全面反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二，对此次事件的主人公八田与一，要历史地看、客观地看，但基本原则必须要坚守。

如何评价八田与一，其实是个大命题，它本质上涉及到如何评价殖民统治的问题。殖民者给被殖民地带来的进步，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实际上，笔者在日本遇到的一些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留学生，很多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专门论述“日本在殖民时期给自己国家带来的进步”，如医疗、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的确，从学术层面进行因果关系的谈论，固然无可非议，但这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严重扭曲则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正视的。

实际上，无论八田与一兴建嘉南大圳被夸耀成了多么伟大的事迹，仍然无法逃避兴建大圳的主要目的是为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服务的事实。根据台湾《祖国文摘》发行人戚嘉林的调查分析，台湾在被日本殖民期间曾向日本大肆输出大米，最多时超过产量的一半。1936-1938年间，日本人据台已40年，台湾平均每人每年稻米消费量，较1911-1915年间减少23.1%，甘薯消费量却增加38.1%。接着战争年代的1940-1945年间，更是实施严厉的米粮配给制度。

自己生产的粮食无法被端上自家的餐桌，只能眼见日本人吃大米，而自己吃红薯，这如何能证明修建嘉南大圳是一项为了台湾人的福利而修建的工事呢？充其量不过是日本为了方便在台湾进行更大的粮食剥削与榨取而进行的精心设计。虽然该项工事对台湾现代的农业有一定的贡献作用，但是不应该将八田与一“神化”并进行祭奠一类的活动。

更为诡异的是，与对八田与一的推崇相比，国民党在台期间的一系列大型建设都被污名化。蒋介石在台湾推动了雾社溪、曾文溪、大甲溪、后龙溪等多项水力工程，蒋经国更是以“十大建设”推动台湾经济腾飞。八田与一的水力建设是为了台湾民众，而两蒋的建设则是为了外来统治。这种奇怪的逻辑，是民进党等“台独”团体的惯用伎俩，也是其心理和思想扭曲的真实写照。

其三，蔡英文目前“远中，亲美日”的外交政策主轴，导致亲日思潮的兴起，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大陆、台湾、日本的三方关系。

除了对八田与一的推崇之外，台湾台中市甚至要开始重建神社和鸟居，以取代之前的孔庙和妈祖。为什么台湾的“去中国化”与“再日本化”一脉相承呢？台大教授石之瑜之前指出，虽然台湾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被日本殖民占领的时期，但是中华文化还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其不能满足台湾民众对自身本土文化独立的诉求，因此，选择在文化上回归殖民母国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

那么，蔡英文当局在文化与“外交”上积极与日本靠拢的企图能否成功呢？显然不能。从策略的角度来说，蔡英文过早过快地表露出亲日的意向和企图，其结果是让日本对台湾地区予取予求。在冲之鸟礁的渔权问题上、在是否开放福岛核灾食品进口问题上，台湾地区完全失去行为的主动权，受到日本的全面压制，无法在领土主权和民众健康议题上发出应有的声音。这种结果，可能是蔡英文想要的，但绝不是台湾民众想要的？她以巨大的代价，换取的只是日本轻描淡写的关切和“安全保证”。实际上，日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到底会如何选择？恐怕明眼人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民进党当局的作为，正是印证了那一句话：装睡的人叫不醒。

当前民进党当局期待的，可能是安倍晋三和其弟岸信夫与蔡英文的私人关系。只要安倍政权继续维持，恐怕很难打破台湾对日本的幻想。但这里存在几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TPP的崩盘、以及特朗普对亚洲经济体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日本可能不得不在区域经济领域与中国合作；随着森友学园事件的不断发酵和财政刺激效果的逐渐递减，安倍政权是否能继续维持高支持率，是否会转化为弱势政权甚至下台。如果以上的假设全部实现，对蔡英文当局来说可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她的鸡蛋现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未来台湾地区和日本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升级或“眉来眼去”，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方面，我们要对这种行为予以坚决反对和回应；同时，我们也无需反应过度。台湾地区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始终是从属于中日关系的大框架，而对日本来说，它也清楚地意识到当前东亚局势的现实，不会在对台关系上走得太远。

其四，日本媒体对此事反应强烈，暴露出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无理蛮横。

在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中，把八田与一的评价是“改变台湾经济的一代伟人”。称其所修建的嘉南大圳对台湾地区南部的大米生产做出了极大贡献，八田与一铜像也被视为台日友好的象征。即使是日本《朝日新闻》，也评价指出八田与一在台湾地区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被写进了教科书，对此次的铜像被砍事件报道的主旋律是“非常遗憾以及过分”。

同时，日本媒体在报道时多突出“在台日本人铜像”，以及“对水坝建设有功”的字样。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借由此次事件煽动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对立情绪之外，亦在强调日本的立场，突出其“无辜”与“被害”的状况。

另外日本NNN电视台在对此次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也提到了台湾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统”“独”两大派的争斗行为。并点出了此次事件也是两派人员为了报复对方采取的行为。

另外对于此次自首的原台北市市议员李承龙，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其为支持两岸统一的派别成员，并且曾在割掉八田与一的头颅之后，在脸书上大方公开称是自己所为，将自己视为抗日英雄一般，是一种反日行为的体现。

现任台湾地区研究论坛会长的永山英树主要强调了“台独”势力与日本的相关关系，对台湾统派采取的这一行为加以批判。另外，还有日本媒体称，正是日本的近代教育使台湾民众摆脱了对国民党支配的唯唯诺诺。

至于把“八田与一事件”与之前的“蒋介石事件”相比，一些日本媒体指出：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但实际上，日本右翼媒体的维护和粉饰，改变不了我们对殖民行为的本质认识。而对两蒋在台湾建设的完全否定，更是暴露出日本媒体在相关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无理蛮横。

“八田与一事件”在大陆民众看来，似乎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在一些前殖民地地区，如韩国和台湾地区，这种思潮在近期颇有兴起之势。如韩国一位学者撰写了《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将慰安妇形容为日本侵略者的同路人，并没有所谓的“强制”一说。这不禁让我们深思，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到底应该在何种标准之下？所谓的基于原始史料、历史文献的分析，是否就具有不可否认的说服力和正当性？学术性的解释是否正在解构我们的常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知识，但是否越来越缺乏常识？

最后，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前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事件可能会继续发生，并不断爆发其政治效应。2016年民进党刚刚取得政权，2018年的地方选举又接踵而至。各个政党里的野心家开始绑桩脚、计算选票。倾向“独派”的台南、高雄，竞争十分激烈。而随着国民党的声望不断恢复，民进党也开始选举动员，防止“绿地变蓝天”。而选举最有利的武器，就是继续操弄和激化“统独”议题、殖民议题、意识形态议题。

实际上，台湾地区的政治斗争有其社会土壤，而随着当前司法、监察、媒体等机构被政治侵蚀地越发厉害，其政治斗争显然存在着脱序的风险。而这一斗争的后果，则直接影响外界投资的意愿、影响台湾地区对区域经济的参与，最终受损的只会是台湾地区的普通老百姓。

（本文作者是玄承智，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科硕士研究生；姚锦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王裕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