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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高秉涵:割不断的家国情怀 挡不住的归乡之路

2016-09-12 09:27:52  来源:央视网  责任编辑:唐丽萍   我来说两句

记者:您一个人,那么小的一个小孩,跟着谁走,也不知道目的地,这路上出现什么情况,谁管?

高秉涵:没有人管,没有人管。

记者:不知道前途在哪?

高秉涵:对。

在混乱的逃亡人流中,他的双腿被别人手中滚烫的热粥泼伤,伤口反复腐烂生蛆,时隔六十年后,大块黑色的疤痕仍然附着在腿上。经过六个月的跋涉,十三岁的高秉涵跟着大批流浪的人,来到厦门的海滩,被人流裹挟着,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

记者:真挤上船的时候,想什么呢心里头,能不能回来,害不害怕,能不能回头?

高秉涵:我一开始流泪,后来掉泪没有人同情你,所以我就不掉泪。因为我发现我随时可以死,我在死和活之间的缝里挣扎,所以已经没有怕的感觉。

记者: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来说能适应吗?

高秉涵:如果我不走,我不忍,我不往前冲,就是死路一条。

在海上漂流数日后,高秉涵随逃亡人流到了台湾。举目无亲的他睡在台北火车站,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 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记者:您这三个月,跟猫狗抢食,在垃圾场跟猫狗抢食,您有没有心疼过自己?

高秉涵:没有,我想大概你们体会不到,一个人,我可能随时可以死,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些,不流泪了,也不可怜自己。你可怜自己,没有人同情你。

与猫狗抢食吃了三个多月之后,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点,成了台北火车站站台上的一名小贩,虽然收入很低,但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当时动荡的生活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因为母亲的嘱托,他始终随身带着小学师生毕业照,和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靠着这份证书,高秉涵一边劳动维持生计一边攻读了中学,之后又有机会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寄不出的思乡信 每一封中都写着“娘我想你”

记者:这段时间,你抱着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回到菏泽去看妈妈的愿望吗?

高秉涵:那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了。

记者:你知道见不着妈了,那时候肯定不通信,你会写信吗?

高秉涵:有写信,也写,写了就撕掉了。因为这个东西,那时候别人不能看到。

记者:您知道这个信寄不出去,甚至写下来被人看见都会有麻烦,那干吗还写?

高秉涵:这是一个疏解,想家时唯一能做的办法。

记者:您都写什么?

高秉涵:每封都会存在的,娘我想你。

记者:但是写的时候知道娘也收不着,自己写完了还得撕,这心里得多难受?

高秉涵:对,我写了以后,心里边就比较……

记者:痛快了?

高秉涵:痛快一点。

与绝大多数撤退到台湾的人一样,高秉涵最初以为这个小岛只是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住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大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等待格外漫长。他在台湾当兵、做法官、干律师,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中的老娘。他说,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海鸟,飞过大海,回到了故乡。

记者:不都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您娶了媳妇儿,是觉得忘了娘了,还是觉得这个娘在心里边越来越更放不下了?

高秉涵:娘我还忘不了,我是从来不过生日。

记者:为什么?

高秉涵:因为我母亲生我那一天,是母亲的大难日,母亲拼命生下了我,那时候难产,没有西医,危险,所以我不过生日。

再后来,高秉涵发现回家无望的时候,他便开始拼命地把家乡的每一个记忆,变成文字,写在日记本上。

高秉涵:我就记我家的人,事,地,物,小草,动物,我都记。记我家的人,记我的老娘,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奶奶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娘家是哪的人。

记者:您是不是也怕忘了?

高秉涵:对,我就是怕忘了,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儿孙,知道家乡的情形。好,我隔壁是二公爷家,二公爷有几个孩子,大孩子叫什么名字。

记者:您干吗把邻居也写上?为什么?

高秉涵:凡是我们知道的,我都写,我的瓜有西瓜,冬瓜。

记者:不只亲戚,还有瓜?

高秉涵:对,什么都写。

高秉涵拼命地记,就好像给自己家拍照片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秉涵珍藏日记的房间。日记毁了,思念依旧。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寄出了他离别母亲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宋书玉是他的母亲。

记者:您怎么能知道,那个开会的就有大陆来的学者,您也不知道吧?

高秉涵:不是,那时候知道。台湾当局对我们出席的人行前开了一个会。说是这次有中共的代表,对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免得跟他们交谈,有“六不”。

记者:正常的交往都不许?

高秉涵:都不许,而且是大家互相监视。

记者:那就奇了怪,您还偏要带一封信过去?

高秉涵:我想有一点冒险吧,因为没办法,信出不去,怎么办,我要告诉我的母亲,我还活着。

记者:三十年过去了,您最想知道关于老家的什么事,关于娘的什么事?

高秉涵:我就是看我母亲还活不活着。

记者:但是人家说了有“六不”,只要这信出去,一定是违背这“六不”的。

高秉涵:那当然了。

记者:怕不怕?

高秉涵:当然担心这个信没有出去。

记者:还是怕是吧?

高秉涵:还是怕。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国去,寄给我的一个美国的同学。由美国的同学从美国寄。上面没有提到我在台湾了,我从美国寄,我也怕母亲知道还有后遗症。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东发来的家书。这封信是经香港,寄到台湾的。发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洁。

记者:您还记得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种心情吗?

高秉涵:其实我收到这封信,我没有拆,当时我不敢拆。

记者:怕什么?

高秉涵:怕这个信里边,我走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就不好,不在的几率很大。但是我要拆开信了,真的她不在了,那我就永远看不到母亲了,我要不拆,我反而永远有个希望,我就没有拆,我太太说你大陆来的信,你怎么没有拆。

记者:不敢。

高秉涵:我说了,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记者:几天之后拆的?

高秉涵:第二天晚上。

记者:这一宿能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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