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仇恨政治vs台湾的清算文化

台湾《联合报》1日社论指出，韩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当一任5年、不得连任，因此，新上任的总统不知是为了立威或要让人民有感，总喜欢找前朝执政者开刀，就连同党同志也难幸免。韩国新任总统常常越过传统的官僚体制，在青瓦台成立自己想要的委员会，布下大量亲信，以确保自己的意志能彻底执行。这种“大总统”的制度设计，让每个总统都觉得自己是万能，所讲的话就是真理，能清算前朝就是政绩。

正因如此，韩国政治民主化后，在当权者不相信前朝、不信任司法、不放心官僚的心理下，不断将“行政权”扩大为“司法侦查权”，不断任命家臣越俎代庖替代司法来清算前朝。在这种氛围下，无怪乎每任韩国总统下台的命运，不是身陷弊案丑闻，就是锒铛入狱，甚至是以死明志。

西方民主体制强调“责任政治”，但也重视政策的延续与体制之健全；但到了韩国，却变成以“个人”为中心的清算文化。韩国新执政者上台后，几乎每次都要改变党名，以彰显自己是重新开始，而这种“断代式”的仇恨政治，形成韩国特有的“亲信资本主义”，使政策缺乏延续性，也陷入无止尽的政治轮回。韩国的经济，也在这样的恶性轮回中蹉跎。

把视角拉回台湾，这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清算风气，最近也在台湾蔓延。例如，桃园市长郑文灿对桃园航空城的态度一变再变，先说要废，又喊停建，再说要办公听会；台中市长林佳龙一上任就放话要废BRT，后来又改成“优化公车专用道”，随即再停建台湾塔；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每天追打大巨蛋、松烟、美河市等五大“弊案”，动辄要求停工或扬言移送前朝官员。然而，他们口中所谓的“弊案”，多半只是基于党派差异的政治审判，既缺乏足够的法律证据，甚至连严谨的行政调查都谈不上，却仅凭着选举胜负的民气即草率发出指控。

观察这些绿营县市长的清算逻辑，大约具有三项特性。首先，他们都故意忽视“法治”或“依法行政”的原则，只要“传闻”或“直觉”不合常理，便认定是官商勾结，并咬死为弊案。至于过去政府与厂商之间的谈判合约，究竟有多少法律约定必须遵守，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则完全不加理会。柯文哲仅以大巨蛋的“零权利金”即认定马英九“图利”远雄，除了是对大巨蛋案的来龙去脉毫无了解，也正显示他对BOT的精神一无所知。

其次，这些绿营或亲绿县市长并不信任行政官僚，常常自设体制外的机构，或以家臣亲信取代体制官员。柯文哲越过政风处成立“廉政委员会”，宁可听信市政顾问及小秘之言，却不相信自己任命之副市长及法务局长，林佳龙成立“BRT体检小组”，都是“家臣”取代“专家”、“家法”凌越“司法”的例子。这些作法，除了造成决策的错乱，也可能陷入误判却无人负责的泥沼。

第三，他们玩弄制度，也玩弄人性，却不惜牺牲市政的延续与进步。柯文哲等人的手法，往往是先设定打击目标再操作部署，而不是根据周密的专业分析作为准据。他们选择性地泄漏消息给特定名嘴，假藉舆论制造氛围，再利用舆论审判来塑造行政审判。如此工于心计，就算成功，也只是满足市长个人“打击对手”之快，对市政建设的推进其实毫无助益。

柯文哲自称，过去在台大医院曾遭行政、立法、司法等五权迫害；遗憾的是，他自己当上市长却如法炮制，把行政权膨胀为立法权及司法权，把市长当成判官，把廉委会当成检调机关。正由于他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威权年代，他的权力施展便只有清算；正由于他的眼睛还盯着前朝，他的市政治理即难看到崭新视野。

过去，韩国前执政党一直把对朴正熙的仇恨发泄在朴槿惠身上，但两年前朴槿惠上台后，她学习放下了仇恨，不再使用仇恨式的语言，也不对前朝进行政治清算，让韩国逐渐摆脱“仇恨政治”的宿命。反观台湾，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兴起的清算浪潮，逐渐有走火入魔之势，不仅不利法治的建立，也不利于地方建设的延续。事实上，只要认真落实民主和法治，就能让弊案水落石出；至于另有他图的清算伎俩，终只会落入庸人自扰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