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涉关说 两项“致命”事证让他“一枪毙命”

东南网9月9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及的司法关说案，相关当事人都否认有关说情事，特侦组的监听译文也未达铁证如山的程度；表面看来，似未能让王金平一枪毕命，但何以马英九会召开记者斩钉截铁的说：“如果这不是关说，那什么才是关说！”

证据是裁判事情是非曲直的基石，在刑事审判上，有所谓的罪疑惟轻、甚至罪疑惟无；意思是说，如果证据上尚有疑义，处罚宁可轻一些、甚至是不处罚，这也宁纵毋枉的刑罚原则。

但行政惩处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证据法则，在很多案件上，甚至只是风闻，没有具体证据，仍可以“人地不宜”的理由做调职惩处。这是因为行政调查的手段及权力不若刑事强势，很难查透透；再者，行政处理容许较高的道德标准，方便行政伦理及政务的顺利运作。

在王金平涉及的司法关说案中，马英九起码看到了两项让王“致命”的事证。

一是曾勇夫及陈守煌都承认王金平打电话给他们，要求检察官不要滥行上诉。二是王金平先是向柯建铭承诺帮忙，后再向柯说已完成交托之事。

王金平说他告诉柯建铭“勇伯说已经OK”，是安慰柯的话，实际上他并没有向“法务部”或“高检署”关说。这种说法极像司法黄牛诈骗案的手法，向委托当事人说“一切都已经说好了”，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干，就白拿人家好处。

但王金平并非什么事都没干，他确有打电话给“法务部长”及“高检署”检察长，意谓他已做了柯建铭请托的事，又怎能以“只是安慰的话”一笔带过？光是这两点，就足以证明王金平确实有去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