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两岸政策 绿营“戒急用忍”？

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后，有媒体评价其把一张推进民进党两岸政策改革的“好牌”打坏。澳门《新华澳报》今日刊载署名富权的文章分析苏贞昌对调整民进党两岸政策“戒急用忍”的原因。

全文摘编如下：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把一张成立党的最高位阶两岸事务决策机构的“好牌”打坏，其实是他在刚接任民进党主席之后，对调整党的两岸政策，恢复“中国事务部”，及设立最高位阶段两岸事务决策机构“中国事务委员会”持抱“不急”态度的延续。也就是说，此前曾经公开说“不急”的苏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迟迟未有执行前主席蔡英文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败选检讨报告中提出的必须调整党的两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复“中国事务部”及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等“不作为”表现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谢长廷登陆进行“开展之旅”，党内要求建立“民共平台”的呼声日趋高涨，而中共十八大报告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政策，对民进党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迫使苏贞昌不得不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应对党内“交流派”的诉求之后，却还是从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仍是对实质性的调整党的两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态度，并以从名称到定位、职能任务、工作方式等，均是坚持“一边一国论”的“中国事务委员会”，来作为实施“不急”策略的“挡火墙”。因此可以预料，在短中期内，至少是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之前，“中国事务委员会”仍将只是一个“摆设”，其成立只是为了应对党内“交流派”的压力而已，苏贞昌并不打算让其真正发挥作用，他对调整党的两岸政策的态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释，苏贞昌为何要故意将一张“好牌”给打坏了。

苏贞昌此前对调整党的两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苏贞昌刚当选并出任党主席时的战略意图，是“和陆必先安内”，进行交流不急。实际上，苏贞昌的主席之路并不坦顺，是在冲破“四打一”的围剿才到达的，其得票率刚刚过半，还有接近一半的党员并不支持他。因此，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巩固权力，尽可能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党员，而不宜分散精力，去处理当时并不急迫的两岸关系问题。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

其二、苏贞昌不愿再作“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倘苏贞昌在其第一个主席任期内就进行两岸交流的工作，但却在2014年的第15届党主席选举中倘是输给了卷土重来的蔡英文，岂非是让蔡英文坐享成果？

其三、苏贞昌即使是在2014年5月的党主席选举中打败蔡英文获得连任，但在2014年还有一个“七合一”选举需要面对。一方面，他必须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选举这一仗，而无暇顾及两岸关系；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选举是地方型选举，两岸关系议题并不是选战议题，也没有调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苏贞昌倘若打输了“七合一”选举这一仗，就必须按照民进党的惯例引咎辞职。倘此，此前所进行的调整两岸政策努力，就将由按党章规定补选继任者、而极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

其四、苏贞昌“武大郎开店”心态严重，还得提防谢长廷喧宾夺主。苏贞昌在当选党主席之后，为了团结“英系”以外的党内次要敌人，打击蔡英文这个党内主要敌人，曾将在2017年党内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中结下的怨仇抛开一边，表态在设置“中国事务委员会”之后，将由谢长廷来“打骰”。这使得谢长廷怀有极大的憧憬，并进行了多项“热身动作”，包括提议在党内进行“中国政策大辩论”。但这却引起苏贞昌的警觉，担心谢长廷将会借着主持党内“中国政策大辩论”的机会，在协调鼎鼐党内各派系不同观点的过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会是“影子党主席”。在蔡英文已经成立“小英基金会”，俨然是“另一个党中央”。这让苏贞昌不得不有所顾忌，担心谢长廷将会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再与蔡英文合作，在2014年的第15届党主席选举中，夺了自己的主席大权。

而在目前，苏贞昌即使是已经恢复了“中国事务部”，还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但这些均只不过是在党内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他还是认为调整党的两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采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因此，原本被党内“交流派”寄以“民共平台”厚望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升级版”的“中国事务部”式的幕僚机构，而且只是两个月开一次“神仙清谈会”，根本无意推动调整党的两岸政策。

在苏贞昌走向“2016”的道路上，还有一道“坎”，就是在“七合一”选举前，民进党将于2014年5月进行主席换届选举。而此时已经不再受“连选得连任一届”限制的蔡英文，势必会卷土重来。而从去年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的结果看，蔡英文的实力不低；还有今年5月的民进党主席选举，蔡英文即使没有亲自上场，也自有人愿意为她代打，从而形成实质上的“苏蔡大战”。在到了蔡英文的“本尊”出场之时，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一方面，苏贞昌目前的主要目标，并非是为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未雨绸缪的，而是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首先要打好党主席的“保位战”，因而调整党的两岸政策并“不急”；另一方面，正因为2014年的民进党主席选举尚未知鹿死谁手，因而倘若苏贞昌目前就对党的两岸政策进行调整，倘主席选举不敌蔡英文，岂非是让蔡英文白白地享受他辛辛苦苦的成果？他才没有那么笨。

因此，在目前而言，民进党不存在调整必须两岸政策的压力及需求，苏贞昌把党内“交流派”的诉求及论述，统统当作是“耳边风”甚至是“伪命题”。按此思维，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时，倘马当局的政绩仍没有起色，就更将会让苏贞昌认为不过如此而已，民进党也就更不需调整党的两岸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