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喧嚣里的“隐”

暮色降临，台北老城区一栋六层居民楼的底层，小院门口小小的方形招牌亮起来，路过的行人得驻足端详才能读出上面墨色的书法字“隐庐”。

每周四晚7点，辛意云的讲座准时在此开课，容纳30人左右的厅堂里几乎坐满，听众大多上了点年纪，间或也有几个年轻人。2011年以来，这堂“中国哲学”课从位于台北中山堂的台北书院开始，辗转到这方小院，内容自老子始，扩及众多经典，目前进展到“阴阳家”。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的基本认识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东西方激烈碰撞的当下。”师从国学大师钱穆的辛意云如此解释十几年如一日讲授中国经典的原因。

很多听众来上课的初心，正是要解决“我是谁”的困惑。

“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某些哲学知识，而是寻找一个生命问题的答案。”40岁出头的梁正一是辛意云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如今依然定期来“隐庐”听课。

“我上大学就开始思考，我们过去所学的都是西方的技术和材料，那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如何代表我们自身？”他说。

33岁的李亦鹏也在这里纾解了内心深处的矛盾。他的父母曾在美国工作，从小的印象都是“中国不行，西方比较厉害”“流行音乐要听美国的，电影也要看美国和欧洲的”……

“我不想成为一个自我贬低的中国人。”他说，学习先人的思想，让他体会到“中国文化原来这么棒，能够很具体地处理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也可以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乃至于回答人类幸福的问题”。

除了辛意云，在“隐庐”开课的还有书法家陈俊光。相较于哲学课，每周六的书法课学生年龄层次更丰富，有五年级的小学生，也有大学生。

“书法课像一扇门，进入之后又接触到许多别的传统文化。”在台北从事建筑设计的谢玉娟说，一同上课的同学们2019年赴大陆，展开“书法之旅”，一路看过宣州的纸、歙州的砚、徽州的墨和湖州的笔。

家住屏东的陈俊光感慨地说，和他年轻时相比，时下大家学习书法的热度大大削减。“中学书法社团，过去上百人，现在‘小猫三两只’。”然而，他相信，书法是中国人独特的艺术，深埋在文化基因里，有条件就会发芽。

“隐庐”的主人林谷芳曾担任台北书院的山长。他主持下的台北书院，坐落在1945年10月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的中山堂内，书院曾经高朋满座，鸿儒往来，是倡导中华文化和两岸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场所。

和中山堂内房梁高挑、舒朗宽阔的讲堂相比，原来是民居的“隐庐”确显局促，受面积和所处位置的影响，不容易招到新人加入。

梁正一和李亦鹏都觉得像自己这样为传统文化着迷的人在台湾变少了。“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比如生老病死，人们就想起传统来了。”李亦鹏说。

“对我们来说，生命是一条长河，有了过去，现在才能笃定地活，未来才能幸福。”辛意云说，“硬生生把过去切掉，就会变成一个漂泊孤独的灵魂。”

走出“隐庐”，在台北的角角落落也能遇到和“隐庐”师生们相似的人——在台北孔庙担任了37年乐长的孙瑞金，致力将一批批青涩的初中生们训练成祭孔典礼上的“乐生”；茶艺师唐文菁努力钻研重现陆羽《茶经》里的唐代煮茶法，自信地推介展演。

“‘隐庐’的‘隐’，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大隐隐于市；第二层，道不行，则隐。”林谷芳说。

第三层“隐”，落在林谷芳对台湾社会的独到观察上。他认为，台湾社会有“显性台湾”和“隐性台湾”之分，容易在媒体、网络、政治上看到的是张扬纷扰的“显”的部分，而默默坚守自己一方天地的是“隐”的部分。

“过去，‘显’与‘隐’一直势均力敌，现在，‘隐性台湾’的确在逐渐销蚀。”他说，“‘隐庐’虽小，却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