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立法机构可望遏制“台独”势力

编者按：近期岛内蓝绿白政党因审查台立法机构扩权“法案”数度爆发冲突，相关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台湾地区制度权力架构，深入分析围绕立法机构“扩权”与“反扩权”背后的政党利益博弈，供大家了解参考。

在2024年台湾地区两项选举中，非绿阵营的国民党、民众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落败，但在同日举行的台立法机构选举中均有所斩获，组成国民党（含亲蓝的无党籍“立委”）－民进党－民众党三方各自54-51-8的席位分配结构。三方博弈所造就的形势组合与议题斡旋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使得台湾政策议程的运作更为复杂化，而某种程度上非绿阵营所形成的席位多数亦对民进党当局可能的“台独”行为构成较大压力与有力掣肘。目前台立法机构最新的动向则是，国民党方面推动新一轮的立法机构改革倡议，内容主要指涉立法机构的扩权，并得到民众党方面的支持策应。

围绕立法机构扩权，台湾立法机构朝野党团针对改革法案产生激烈交锋，乃至大打出手，爆发“517立院冲突”。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8日报道，经过漫长议事攻防，台当局立法机构28日下午三读通过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共提攸关立法机构改革的法案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此项立法机构改革三读条文，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报告常态化、藐视立法机构罚则、强化立法机构人事同意权、赋予立法机构调查权及听证权等。这些政策倡议若能变现成功，将带来实质上的大幅度立法机构扩权，并能较大程度改变台湾地区的权力分配结构，尤其是对台行政机构、监察机构与地区领导人造致权力监督压力，并有其制度效应。

台湾地区制度架构的特色是，一方面要强调所谓“政府”要“有能”以规避行政机构过分牵制，另一方面立法机构必须置于所谓“五院”架构中，而其所带来的是，是实质上的“强行政、弱立法”与“全能领导人”的制度流弊。一方面，任何政策的成功与失败，行政机构负责人都要负所有的责任，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倒阁”对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立法机构不具备对于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权，地区领导人可以不经过立法机构多数直接任命行政机构负责人，这使得行政机构负责人在立法机构的一切监督乃至“倒阁”举措下，实质是作为一种替死鬼形象。从而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丧失意义，地区领导人超然于立法机构的制度监督效力外成为“全能领导人”，而其通过亲自任命行政机构负责人实现对行政权力最终持有，造成“强行政、弱立法”的政治运作事实。国民党与民众党的立法机构改革举措正是针对立法机构权能不足而进行扩权，欲图将地区领导人纳入立法机构责任程序下，乃至将整个行政系统纳入立法机构问责框架下的初步探索，而两党的最终倡议愿景在于，使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必须仰赖立法机构的多数同意才能存在，这显然有利于占据立法机构多数的两党，并使得行政机构尤其是地区领导人的激进行为在院内冗长的制衡程序下不再可能，助益整个制度架构的稳定成熟，以抑制行政机构可能的“台独化”。比如前段时间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修法倡议，谋求将法律与行政文件中的“中国”称谓替换为“大陆”，无疑是在朝两岸关系之一个中国框架的夯实迈出坚实的一步，为两岸人民所喜闻乐见。

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抨击此次在野阵营的立法机构改革倡议，作为既得利益者而拒斥改革倡议，而忘却了在李登辉“执政”时期，自身参与主导的六个阶段的“修宪”议程，早已使得台湾立法机构“面目全非”，已然相当程度上“台湾化”。譬如李登辉统治时期，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势力崛起，策应乃至助推李登辉的“政治台湾化”议程，不断地以“台湾代表性”替代“中国代表性”来为“台独”扫清障碍，又企图延续李登辉路线推动新的以“台独”为公开化目标的“修宪”议程，造致两岸关系的地动山摇。六个阶段的所谓“修宪”，使得台湾立法机构在彻底取代所谓“国民大会”掌握立法权的同时，自身深度“台湾化”，较大程度失去了同祖国大陆乃至形式上的连接，成为滋生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温床，只有部分不分区立委席位是与台湾地区的行政区划脱嵌，整个政治架构的所谓“合法性”立基在台湾本土上，某种程度上为当下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常与混乱埋下伏笔，其造致的不光是制度架构，而且是政治认同与心理归属上两岸人民的脱嵌，流毒不可谓不深。民进党主导参与的一系列“修宪”合谋李登辉当局实现了台湾立法机构的“台湾化”，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面对新一轮立法机构改革对“台独化”的可能限制，又托言兹事体大，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可见一斑；但国民党与民众党所代表的立法机构多数所推动的机构改革目标，最终落地变现的希望还是颇大，也希冀其进一步解决政治、文化乃至心理上两岸的联结议程。

无论怎样，这有利于将台湾地区的政治议程置于一个复杂博弈结构中，从而遏制一切不合时宜、不合理性、不合两岸民心的激进政治倡议变现，助益两岸关系的大局稳定与和平维系。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作为民意代议机关，因直接代表选民而在合法性上的天然优势，利于阻遏一切行政权力的恶性“台独”议程；台湾立法机构的非绿多数，及其背后的多数非绿民意，更是台湾内部阻遏行政权力“台独化”的最坚实依托与基础，规训作为“双少数”的民进党当局之一切滥权滥政行为，助益稳定两岸关系的大局稳定，亦助益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