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低薪不能只靠蔡英文的自信

台湾《旺报》23日社评表示，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一贯重视青年低薪问题，也提出若干措施希望改善。520就职两周年在网络活动回答相关提问时，蔡英文的回答是：“网友是初入职场的新鲜人，所以薪资水平低于平均值”。这个回答流露出蔡英文的自信，但她的认知显然与民众的感受有落差。

蔡英文对“薪资水平平均值”的认知，可能来自台当局“行政院长”赖清德。赖清德月初出席劳动节活动时表示：台湾去年平均月薪已达5万元（新台币，下同），创下历史新高，立刻引起网民及主流媒体的质疑，不少网友甚至反讽，要为“自己拉低了平均”道歉。批评压力下，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出面补充，是加上各种奖金、红利和加班费之后的全年收入，换算成每月薪资的结果。“行政院”再接再厉，以正式记者会宣布：台湾今年第一季实质总薪资创历年新高，加上年终奖金等非经常性薪资后，高达每月5万9852元，座上官员们个个喜上眉梢、自我感觉良好。

社评指出，但这项数字显然未被社会大众及媒体认可，理由很简单：违反经验法则。请问听众周遭，有几个人月薪可以达到5万9千元？统计数字与民众认知的差距为何产生如此严重落差，就必须严肃探究。

主要原因来自薪资差距，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的恶化。统计理论上，“平均数”与“中位数”是不同的概念，讨论薪资问题，“平均数”只具有统计的意义，并不能反映低薪实况，而应以“中位数”月薪观察，才能了解后段低薪的严重。

社评中说，依“主计总处”调查，2016年经常性月薪平均近4万元，但中位数仅3.4万元，这才是一般劳工的感受。另外，经常性月薪低于3万元的劳工比例，虽已从2011年43%逐年降到去年的34%，但表示仍有三分之一劳工常态性月薪在3万元以下，这种收入连支持个人生活都极为艰辛，更遑论结婚、育子、买房，这其实才是台当局该重视和努力的方向。

不可讳言，台当局对低薪问题十分重视。蔡英文就曾说，“劳工本来就是民进党心中最软的一块”。去年年终茶会时，还提出要终结青年低薪的五个方法：让产业升级转型、鼓励企业帮员工加薪、基本工资持续调整、对非典型工作的年轻人提供职训和补贴、以公共住宅、托育、幼教、学贷等减轻年轻人生活负担。看起来充满爱心、途径多元；只是，方法是否真正合宜才是重点。

社评认为，近来，台当局“行政院”方案逐步推出：将调高台当局机关派遣工和工友薪资以3万元起跳、提高大学兼职教师和中小代课教师钟点费、基本工资时薪将从140元调升到150元、将公布“低薪资”（年薪不到50万元）上市柜公司名单、“内政部长”上电视大谈“社会住宅”令人振奋的进度，加上“劳动基准法”“一例一休”两度修法，整个行政团队似乎都动了起来，为劳工薪资和福利努力拚搏。

综观“行政院”施政重点，似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爱心，要求相关机构用法令规章积极介入，就可以协助低薪者摆脱困境。然而，任何稍有经济逻辑的人都知道，薪资是使用劳动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唯有让劳动者质量提高、配合良好投资环境，让厂商启动或增加投资、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薪资自然水涨船高。刻意或以“法规”提高薪资，必然带来各种负面效果，包括关厂歇业、减少福利、增加失业。南韩近来失业严重，被认为是去年剧烈提高最低薪资的苦果。曾为陈水扁顾问的企业领袖施振荣先生，去年8月曾剀切提出警告：“没有创造价值，就无法解决年轻人的低薪问题”。

社评强调，依照施振荣的说法，解决低薪问题之道，在于提高低薪者的生产力或价值。在产业大业别中，薪资中位数低于台湾中位数者包括营造、教育服务、批发零售、艺术娱乐休闲、支持服务、农林渔牧、住宿餐饮和其他服务等产业，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批发零售（170万人）、营造（46万人）、住宿及餐饮（43万人）、支持服务（35万人），必须让这些产业员工的价值提升，才可能根本解决低薪问题。而这些都属于服务业，长期被台当局忽视。蔡英文切莫自我感觉良好，把更多资源和政策辅导投入低薪产业，低薪问题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