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三十年·人物】“一世深情恋大理 几番义愤为家国”——访全国台企联副会长薛一萍

全国台企联副会长、昆明台协常务副会长薛一萍接受中国台湾网专访。（中国台湾网 扶海涛 摄）

融入当地 从“人嫌鬼不待见”到“大家自己人”

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占地面积近百亩，以园林式景观和宫殿式建筑为特色，并彰显青瓦白墙浓郁白族风格的亚星大酒店也不是。从酒店破土动工到最终落成的三年时间里，薛一萍与她的酒店在当地经历了一番番跌宕起伏、苦乐悲喜的故事，尽管过程略显波折，但这一历程中，她的情感、心灵、血脉，仿佛都与大理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回想着25年前来到大陆的毅然决然，薛一萍分析，除了被大理的美丽所吸引，被利人利己的信念所感召外，也与自己的家庭身世有关联。她介绍，自己的父亲祖籍江苏，是1949年去台的老兵。基于这一原因，他自孩提时代起，就被一些台湾本地人称作“外省人”。“小时候不太懂，长大后才明白，叫你外省人就表示，这里不是你家，你是从别的省份过来的，你老家不在这。”她回想，在岛内无论读书还是就业期间，与同学、同事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矛盾，根本原因皆是由于族群的偏见。“我当时心说，等我哪一天有能力了，一定要回‘我自己的家’看看。”

返回“自己家”投资兴业的薛一萍的确受到大理乃至云南省委、政府的热情帮扶，但她也很快发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个融汇了白族、彝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的地区，来自海峡对岸的自己最初时好像并不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就连当地的“鬼”都来找她麻烦。一时间，薛一萍陷入了“人嫌鬼不待见”的尴尬境地。

初到大理，她首先发现，自己与周围人最大的不同是体现在穿着上。从台湾穿来的一身行头非但让自己冬天时冻得要死，甚至还被送了个颇具调侃性的称号——“台湾小姐”。

在穿上了当地夹棉的扎染服饰，化解了“衣”的困扰后，薛一萍又开始为“食”伤起脑筋。“我是素食者，刚来时想在当地找到一家素食店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所谓环境改变人，万般无奈的她开始学习新技能——支起炉子烧蜂窝煤，“我是在这学会烧蜂窝煤的，而且烧得非常好，可以烧几十天不灭火。”那段日子里，她总是在炉子上炖口砂锅，然后来到距酒店施工地点不远的溪水边，“溪水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我就在溪边把蔬菜洗干净，然后用溪水回去煮。这顿吃完了，下一顿加点水继续煮，就这样一口锅可以吃四十多天。”至于“住”的方面，她回忆，刚来投资的第一年，自己居住的是个“铁棚棚”，也就是大陆俗称的铁皮屋，那里白天是“董事长办公室”，晚上是卧房，里面的长沙发白天待客，晚上当床。就这样，在方圆一公里杳无人烟的铁皮屋内“蜗居”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在她的投资带动下，有人开始在周边建起房屋，她才为自己租到了真正的房子，“曾经有阵子还住过学校的宿舍，这些都经历过。”

毕竟是带着巨款前来投资的，且彼时项目已正式启动，薛一萍已是名副其实的酒店董事长，只不过这位董事长除了自己洗菜、烧煤、睡铁皮屋，还得自任工地保安。她回忆，酒店建设过程中，工地曾一度堆满钢筋。在当时的“计划年代”，钢筋非但价格不菲，购买时还需要通过审批，一旦被盗就非常麻烦。“不光是钱的问题，因为很难批到钢筋。好不容易弄了几车回来，只能半夜瞪大眼看着。”

时间过了午夜，坐在工地看料的薛一萍隐隐听到周围传来宛如“女鬼夜哭”般的声音。方圆一里再无人烟的荒山坡，月光下黑漆漆的荒草坝，她被吓得毛骨悚然，只是强挺着才没有狂奔而逃。“女鬼”哭了一夜、两夜，她一度心念动摇，打算搬到古城去住，但想想不行，“项目是我的，今后就算酒店建好了，我还是得呆在这里，我必须面对它。”于是天黑后，她拿上打蛇用的竹竿和手电筒，坐在铁皮屋前开始“等鬼”。待到哭声再度响起，她壮起胆子循声凑过去，并打亮电筒：“你出来吧。你每天都来哭给我听，那表示我们俩有缘。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跟我讲讲，看能不能帮你。但是咱们俩先讲好，你出来的时候不要太难看，我会怕。”谁料她这一番“反客为主”之下，“女鬼”的哭声反而越来越远，“我就一直追，追到最后没动静了。此后她也再没来过。”事隔多年以后，有员工偷偷告诉她，“女鬼”就是当地某某的老婆。她听了大笑，“当地人真的很可爱，挺好玩的”。

尽管驱走了“女鬼”，但部分当地民众缘何抵触、排斥薛一萍的谜团仍未解开，直到那一回，她的酒店工地上堆满了石料。“我这块地75%是石头，庄稼都不太好种。建设时挖掘机挖出很多石头，急需运离工地，否则眼看就要影响建设。”在当时，遇到类似请款只要请当地拖拉机工程队帮忙即可，由于石头也是建设原料，拖拉机队不但会负责搬运，还会以一车五块、十块的价格将石头买走。薛一萍差员工前去接洽，得到的回复是“没人愿意来”。“我说那不要钱，你帮我拉走，石头送你们”，但依旧没人来。眼看石头越积越多，再不清走就要阻碍施工道路了，薛一萍一咬牙，告诉员工，“跟他们讲，拉走一车我倒给十块”，结果还是没人来。难道车子就如此紧俏，难叫到这个地步？带着满腹狐疑，她来到南门古城外那条平日拖拉机停靠的路上，发现一溜拖拉机排队停在路边，工人们三三两两就地休息着。“你们不是没工作嘛，来嘛，去帮我拉一下石头，一车我倒给十块，拜托了。”薛一萍好言恳求的同时，手下员工一面给师傅们散着烟。“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对我还是很和气的，但一个个就是摇着头笑而不言，纷纷笑着回避我”。回到酒店，薛一萍要手下员工私下打听一下，对方不肯帮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隔天员工回报：“他们说不能让你把酒店盖起来，一旦你盖起酒店，就会把他们的钱全赚光。”此外，还有“情报”显示，一些当地人甚至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外来投资，会不会引发政府硬性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去强制消费，一番话听得她哭笑不得。当下，她派员工们出去，分头做当地乡亲的工作，“去告诉大家，这酒店盖起来后一天房价是多少钱，相当于你们一个月的薪资还要多。这里是不可能强制你们过来消费的，而且你们有家，也不会住这。酒店盖好是要给来这里的老外、背包客住的。老外、背包客来得多了，你们就也有收入了。他们会去你们家吃饭，会去你们家玩，会跟你们买扎染、手工艺品。”手下员工一番分头游说，这才说动拖拉机队帮忙拉石头。过往的趣事如今再度回味，她不禁感叹，在民风淳朴的大理，当地的乡亲就是这样可爱，即便现在也如是，“非常友善朴实，毫无杀伤力。他们从不会欺骗你，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骗人是一件非常害羞、丢脸的事。”

化解了与当地百姓的误会，薛一萍开始全身心地融入到他们生活中。随着酒店的落成与发展，她聘用了大量当地人担任酒店员工，并通过一个个、手把手的培训，使他们从没见过、不知道酒店为何物，直至一步步成为如今的酒店专业管理人员。“现在的员工里，我投资25年中跟了我24年的大有人在，跟了15年以上的应该都是。”薛一萍表示，员工们大多从县份上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便于经常回家，就居住在酒店的宿舍内，相处久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般融洽。“久而久之，他们教会了我当地的方言。我能听懂最传统的白族语，甚至也会说几句；他们也教会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白族人习惯吃早午餐，早上十点、下午各吃一餐，而后便基本上不吃了，肚子饿的时候会吃一些类似点心的“晌午”；他们还教会我当地的习俗，逢喜庆婚丧“做客”时要吃白族“八大碗”。我虽然不能吃（荤），但逢喜事也跟着他们凑热闹，感受他们的民俗、文化，我也很爱很爱。慢慢的，也被他们潜移默化，有时真的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我就是大理人了。” 她表示，最近几年里，由于爱上大理“香格里拉”般的生活方式，前来投资、定居的“新移民”越来越多，当地的“原住民”们有时不免私下调侃，“他们外地人就是这样，连这个都不晓得吃”。“他们会当着我的面讲‘他们外地人’耶”，薛一萍的语气中带着兴奋，“可见他们没把我当外人，我很开心，心里很甜的”。

透过自己的员工，薛一萍进一步结识了他们的家人、亲友，“有时会到他们的家里串串门子，坐在白族小院里，吃他们特意为我煮的素菜。而后再透由‘我员工的家庭的亲戚的朋友的朋友’，渐渐地，我在整个大理基本都不陌生了。”

在海拔约两千多米的大理，冬季还是有些寒冷的，但薛一萍的冬天总是过得那样温馨。除了善于烧蜂窝煤，她也喜爱烧松球取暖。她回忆，酒店尚未建成的日子里，自己常会牵着马（最初时不会骑唯有牵着）、带着竹篓上山采野菜，并赶在每年元旦前夕进山捡松球。“最初经常去，可后来酒店开业后太忙，就没有时间了。但特别温馨的是，他们（员工及其家人）会给我送松球取暖。他们还会采来野菌，用它熬成鸡枞油送给我。他们家中的果子熟了，也会采来送给我。”薛一萍说，虽然近些年来自己基本没时间进山采摘，但每年到了山中各类果蔬、山货成熟的时节，自己从来不会“缺货”，“好多朋友都会采来送我，让我觉得这里不光风景像仙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感，真的也像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扎根当地25年，除了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薛一萍也始终感受着当地政府的亲切关怀。她永远忘不了，当年酒店建设中遭遇行政审批手续等制度性难题时，时任的大理州长身着白族少数民族服饰，随同省政府工作人员几度进京，向上级单位汇报恳托，才确保项目最终顺利落成；她也忘不了，当年岛内投资合伙人意外撤资，资金极度困难的当口，是云南省政府扶持旅游龙头企业的部分贷款支持帮她度过了难关。时至今天回想起这些，薛一萍仍是感动不已。多年来，她将对于当地的感恩之心化作爱心，默默播撒。对于云南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她积极在台湾寻求友人给予资助，并通过赞助“爱心小站”网站实现一对一帮扶，而这些帮助都是匿名的，“这是我对当地的一种基本付出，不能算是我帮助他们，应该是我感恩他们。因为没有他们的先民留下这一块净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事业，而感恩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孩子知识”，薛一萍深信，“当一个人拥有知识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帮他，他自己就能帮自己，将来还能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