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风云激荡，砥砺前行――两岸交流三十年回顾与启示

自1978年两岸关系出现结构性改变以来，至今已经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间，两岸交流由小到大发展起来，在交流层次、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两岸交流的发展源于其特有的动力系统，在交流的过程中进行了较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模式。两岸交流内置于两岸关系，发韧于两岸互动模式的调整，进而形成了自我反馈的机制，并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岸交流的动力系统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岸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开放两岸交流。随后大陆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促进国家统一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两岸交流成为两岸互动的应有之义以及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可欲路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岸学者在海外开始初步接触和交流。台湾一些南音艺术家不顾当局禁令，悄悄来大陆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暗中来避风的台湾渔民，或绕道来探亲的台胞明显增多。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前，累计达4万人次。在民间的压力之下，台湾当局被迫松动了对两岸交流的限制，两岸交流的规模也随之日益扩大。

两岸交流的发展是祖国大陆大力推动的结果。从两岸交流的源头上来看，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统一路径的设计事实上成为两岸交流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自1979年祖国大陆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国家统一战略也相应调整。两岸交流的出现以及不断扩张反映了这种战略调整，同时成为上述战略调整的必要路径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祖国大陆的推动成为两岸交流不断扩大的核心因素。如果说这种情形在两岸交流之门打开初期并不明显的话，后面三十年的发展则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战略框架稳定的重要性，否则非常难以想象在两岸政治对立情况下两岸交流仍能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

两岸交流与台湾民众福祉密切相关，因此能获得持久不衰的推动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两岸交流是两岸民众实现双赢的必要路径，自然能得到两岸民众的支持。几十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岸诸多问题大都意见分歧，但在两岸交流问题上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从根本上说，两岸交流符合民众追求自身福祉的深层需求，从而构建出了两岸交流能够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民意基础，也是两岸交流能够在政治互动模式不稳定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上述情况也意味着，一旦两岸交流之门打开，就很难再度关闭。

两岸民众的历史同源性及文化同质性成为两岸交流扩大的重要支撑因素。共同的文化遗传决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的文化积淀又增加了两岸文化心理的亲和性。这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观念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系指文化认识的基本结构和心理表征，而后者则更强调形而下的认知结构，相比较而言前者更为基础，也更加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虽然两岸民众在观点上可以有差异，但在认知模式上却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具有迅速扩大亲和感的心理基础。这些情形加上两岸之间血缘、地缘等联系，使两岸交流具有优越的先天条件。以简单的投资为例，两岸之间这种文化的亲和性相对语言不通以及文化歧异的情境，显然可以使投资更加具有效率。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亲和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快速发展的事实，也是对未来两岸交流可以抱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

可见两岸交流具有强大的内生动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两岸交流本身具有自组织和保持自我发展态势的特征。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是两岸交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自我扩张的动能，只要条件许可，两岸交流的规模会持续扩大，这已为两岸交流三十年的历史所证实；二是两岸交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并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两岸重新进入冲突的动能。就台湾岛内来说，两岸交流能够抑制“台独”势力破坏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冲动。两岸交流的这种内生动能是持续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自我强化，成为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走向统一的内在逻辑基础。

两岸交流的路径选择及层次

两岸交流首先表现为民众的经济行为。自1979年以来，两岸交流中经济交流一直是占比相当大的部分，是最为基础性的部分，也是最为符合人性的部分。民众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并非取决于行政当局的鼓励或者是反对，而是依据于自己的经济诉求。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两岸经济交流问题上台湾当局大部分时间中均持消极反对态度，尤其以李登辉时期最为典型，不过这并没有阻挡住台资西进的步伐，台资反而通过各种规避措施不断流入大陆，成为两岸交流的大宗。目前情况也是如此，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消极态度并不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自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 年两岸基本实现 “三通”后，两岸贸易实现两个“千亿”的突破: 一是台商到大陆协议投资金额突破 1000 亿美元，二是两岸贸易总额从年 500 多亿美元到突破 1000 亿美元。约 80000 家台商在大陆投资发展。国民党重新执政期间，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有发展，同时两岸公权力部门的互动也出现了新的形态，两岸关系进一步缓和，为两岸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经济交流与政治互动同向良性发展的时期。及至民进党重新上台，开始对两岸交流采取紧缩政策，不过即使如此，两岸经济交流现在仍维持着相当的规模。

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扩大，其他形式的民间交流也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两岸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影视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涵盖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杂技、曲艺、美术、摄影、文物等各个艺术门类的文化交流也迅速扩大。两岸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态势，成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推手。

两岸民间交流经过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行进路径。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两岸民众经过长期交流，已经形成了对两岸和平发展以及两岸合作共赢的共同认知，这是两岸交流能够长期持续的心理和认知基础。同时，在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中，两岸民众已经形成了共处与合作的基本规范框架，双方的分歧与共识都容纳于这一规范框架之中，而民众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中产生并不断加固。在一定程度上说，双方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圈，以及基于经济合作与亲情联结而产生的共同生活习惯，这是未来两岸交流与合作能够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

两岸交流的发展推动了两岸民众互动模式的改变，两岸的社会融合逐步推进，这事实上意味着两岸交流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台湾民众在大陆就学及就业者越来越多，两岸社会彼此的交融与渗透逐步加深。以就学的情况为例，仅福建一省，截至2008年10月，福建省高校招收台生人数累计达3767人，在闽高校学习的台生有80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97人、硕士研究生54人、本科606人、预科24人、成人大专24人。2008年以后，随着两岸交流的发展，在大陆就学、就业及定居的人数都有增加，两岸社会融合的速度逐步加快。

两岸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两岸民间交流一直是两岸交流的大宗，也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的经验来看，行政当局的政策取向固然可以对民间交流产生影响，但民间交流自有其存在的基础与基本的发展逻辑。尽管民间交流的发展速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民间交流大致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两岸和平发展局面可能因民进党推动“台独”路线而出现逆转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在两岸交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更加凸显其对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两岸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立即形成了民间交流的洪流，民间的交流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对台湾的政策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三十年间，两岸民间交流日益深化，从开始的以民众探亲为主逐步发展为两岸的多方位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合作在两岸民间交流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以制造加工与出口为导向的台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强劲增长。这些交流带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全面展开，两岸的文教、学术、宗教等交流迅速发展起来，两岸交流的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拓展，及至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交流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两岸经济与社会融合初具规模。

相比较民间交流的热情，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政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消极与保守的。李登辉时期面对两岸交流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戒急用忍”的指导原则，即强调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应该限制在特定产业、技术水准与金额。民进党上台以后，虽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过却无法抵挡来自民间要求开放两岸交流的压力。2001年9月，民进党当局迫于民众强烈要求，不得不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松绑“戒急用忍”，在两岸贸易、台商对大陆投资方面有所放宽。通观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两岸政策的制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两岸交流的情势推着走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防范多于推动，特别在民进党当政期间，这种情形更加明显。

两岸民间交流对两岸公权力部门开始接触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两岸民间交流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需要公权力部门出面去处理，诸如海上救助，联合打击犯罪等问题如果没有公权力部门的介入根本无法形成规制性的框架。在这种情形下，两岸公权力部门接触势在必然。1990年11月21日台湾成立了得到公权力部门授权的负责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出面处理公权力部门“不能或不便出面处理的事务”。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被授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同海基会商谈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两岸开始就涉及公权力的事务性问题开始展开协商。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两岸交流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自两岸交流之门开启以后，两岸交流逐渐成为汤汤大潮，尽管台湾经历了数次政党轮替，政治环境跌宕起伏，但在两岸交流的挟持下，两岸关系总体上来说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两岸交流三十年来曲折前行的历程说明，追求两岸民众福祉是民心所向、众意所归，利用公权力压制两岸交流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是与民意相悖的，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陈星，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党所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