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教材的文、白之争谈政策高度

台湾《工商时报》20日社论指出，近来台湾各界为了高中语文课纲文言文篇数是否调降，吵得沸沸扬扬，即令课审大会已于日前拍板维持原比例45～55％，但要求调降的声浪仍未止息。鉴于语文教育影响文化素养至深，攸关台湾竞争力，台当局自应以百年大计的高度来做决策，切莫以狭隘的史观重议课纲，甚至调降古文比例。

社论中说，这一个月来主张调降古文比例者其所持理由无奇不有，有人引胡适名言“死文字不能产出活文学”直指古文已不合时宜；也有人认为古文实用性不高，不能解决就业、薪资、贫富差距等问题；还有人抱怨古文太多会磨光学习意志，认为语文教育不是与过去对话而是与现代、未来对话；更有人批评学文言文是拿年轻人的血浇灌僵死的中国魂，偷渡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对古文的批评似是而非，以下我们一一加以检视：

社论指出，第一、就胡适批判古文一事，1917年、1918年年胡适、钱玄同、陈仲甫等人确实经常于《新青年》消遣古文，胡适也确实说过：“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钱玄同更说：“两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这等诳论令人叹为观止，然究其原因，这实在是百年来国势衰微，民族自信心几近崩溃所致，那是个时代悲剧，我们不忍多加苛责。

然而，同时代的学者如钱穆、朱光潜等人就比较能从历史的高度来反省，钱穆说：“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朱光潜则指出：“提倡白话文的人们欢喜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它使一般青年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旧书可以一概不读，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因为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词。”

胡适虽倡议“死文言不能产出活文学”，但30多年后也就是在1955年，他却为文推崇范仲淹的灵鸟赋，他说：“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胡先生这回算是还了古文一个公道。

社论认为，第二、有人说古文实用性不高，不能解决就业、薪资及贫富差距的问题。此言差矣！读过《货殖列传》者都会惊讶司马迁对市场的认识，而读过《明夷待访录》者更会叹服黄宗羲居然把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才提出的外部性（externality）讲得如此透彻，而《梦溪笔谈》更记载范仲淹以扩大内需解决杭州的经济萧条，范仲淹自谓此法为“发有余之财”，比起凯恩斯学说整整早了880年。此外，损有余补不足，降税救经济，民贵君轻等思想也见诸孟子、老子及平赋论等古籍。那些说古文过时的人，到底读了几本古书，着实令人怀疑。

社论中说，第三、有人主张语文教育不是与过去对话而是与现代、未来对话，因此不必读古文，这样的论调也有待商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表示：“大学教育尽可能要在文化、历史多花点时间，一个青年人即使不懂希腊文，也该藉由翻译对古希腊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虽不必一遍又一遍研读英国君王史，但也应设法了解世界历史的梗概，如此才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兴衰里，洞析今天的问题。”

若罗素来看今天文、白之争，他一定会从历史的高度要我们多花些时间去了解古文，他虽是英国人，但仍要青年人去了解希腊文化，这样的胸襟，为今日台湾所欠缺，当我们在讨论语文课纲古文比例时，实在需要这样的历史高度。

第四、有部分学子反映：“古文教学一直在字义上打转，以致读古文如雾里看花，久而久之就失去兴趣。”这是实话，对此我们要吁请教育当局尽速改正，今天好好的古文会被学生视为洪水猛兽，正是考试引导教学的结果，高中语文第一课《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正犯了这个小学而大遗的错误，为了让学测有好成绩，老师成天带领学子们穿梭于句读之间，使得原本富有哲理的古文全成了索然乏味的废文，学子们岂能无惧？

社论强调，“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要做大事就得有大格局，绝不可闭关自守，可惜20年来我们“戒急用忍”行之于前，反服贸纵之于后，以致优势尽失，经济日疲，如今竟连语文教育也要划地自限，这样的心态只会让台湾愈加渺小。当青年人不懂得与自己的历史文化联结，所失去的非仅文笔而已，更是文化、社会资本及经济竞争力的全面式微。想想罗素、钱穆与朱光潜的谈话，思及当前世界局势及台湾处境，教育当局岂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