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何而来？

据香港中评社17日报道，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邓婧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解析》，作者认为：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台湾本身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独特的政治发展过程和台湾社会多元的文化认同。以1895年台湾割让予日本为时间节点，台湾与大陆的共同历史记忆逐步产生分离，在日据时期一部分台湾人表现出对先进文明学习的渴望，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抗，也有一部分本省籍精英由于对殖民国家的崇拜感异化了其身份认同，转而追求台湾“独立”。二战后“二.二八”事变爆发，使一部分台湾人认同再一次异化。台湾人的后殖民遗绪中一直摆脱不了“日本影子”。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膨胀已经成为培植其“主体性”认同的工具。可以说日据那段历史至今仍在影响着台湾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判定。

文章内容如下：

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一直都存在，由于种种原因，其并没有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而消失。“解严”后有着浓厚“日本情结”的李登辉上台以及后来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台湾社会的对日好感逐渐演变成社会化现象。虽然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间交往更加密切，但近几年民调显示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认同感却在不断下降，反之，台湾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却在不断升高。当前台湾社会“主体性”意识突显的同时，“日本情结”作为台湾人的对抗性情绪也在不断膨胀。

对于当前台湾社会表现出的“日本情结”问题，从过去其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生态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还是有迹可循的。本文借鉴乔治.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膨胀的历史发展成因及分析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现象的表现形式，文章也试图对台湾社会当前的“日本情结”对台湾人身份认同异化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表现形式

现今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主要表现在台湾人对日本的精神文化认同和生活中对日本表现的亲近感上。从近几年台湾社会对日本亲近感的表现形态上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台湾人对日本文化的推崇；二是台湾社会对日亲近感伴随着“主体性”意识而升高；三是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背景下，台日间强调相互互补的伙伴关系；四是当前台湾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日本影子”下其“亲日”氛围是显而易见的。

（一）文化认知：推崇日本文化

冷战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日本对台湾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转而从文化上同化台湾人的思想。在台湾还有许多迷恋日本文化的年轻群体被称为“哈日族”，这一人群主要是台湾年轻世代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恋，迷恋于日本的动漫、娱乐文化、时尚玩物。

同时，每年都有大批的台湾学生到日本观光、访学、留学，日本成为许多台湾学生休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日本许多国立、公立及私立的大学都会给来日留学的台湾生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鼓励他们来日留学，每年台日间各大高校会定期相互访问。近几年，台日间的交流互动日趋密切。

现今日本政府以多种管道在台湾社会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来保持其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台湾社会对日本的文化认同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年轻世代，在一片经济低迷的氛围中，台湾年轻人不是选择去打拼而是以“小确幸”自我慰藉，而“小确幸”（しょうかっこう）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造的词汇，指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可见日本文化对台湾年轻人的影响力不容小看。

（二）政治意识形态：对日好感伴随台湾“主体”意识增强

当前台湾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把存有历史羁绊的日本当作了不能忘却的“他者”来抗拒“一中认同”，从而强化“台湾认同”的“排他性”族群意识，主要排除的是与母体的认同联系。

2014年爆发的“反服贸运动”，表面上是反服贸“黑箱”操作，实际上抗议的年轻族群中真正对两岸服贸内容有所了解的实属少数，大部分都是盲目反抗大陆的追随者。为什么台湾社会当前会出现“抗中亲日”的社会形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的社会论，他认为社会是在人与人互动之间产生的。所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础上，个人意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周遭的人对某一现象形成一个共同的反应。当前台湾社会整个“抗中亲日”的氛围，很容易使社会中的个人受到影响，汇聚成一股集体意识。再者“解严”后，追求台湾“主体性”变成爱台湾的意识表现，而过去的被殖民记忆却成为反抗曾经的“祖国认同”的情感依据，由于“日本情结”和“台湾认同”二者的捆绑式发展，“日本情结”成为了对抗大陆争取台湾“主体性”的对抗性情绪。另一方面，从全球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来看，“抗中”不单是只为“抗中”而“抗中”，与外部环境交往过程中推动了台湾社会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这其实是其后殖民情绪表现出的自我保护意识。台湾社会经历了长期特殊的殖民历史背景，所以在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自我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急切想摆脱被政治控制和思想束缚的困境。但为什么近年来在摆脱后殖民困境的进程中，摆脱“中国认同”的意识占有了社会的道德高地，而对真正殖民过自己的国家却反常地表现出加深的亲近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国民党对台湾社会实行“威权”的思想控制基础是“中国意识”，在国民党渐渐失去“中国”正统代表性后，对台湾的统治也渐渐与曾经殖民统治过台湾的帝国主义国家划上了等号。要认知这一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台湾与大陆关系一直存有的政治定位问题，而政治议题是最容易触动后殖民社会敏感神经的部分，而台湾与日本关系并不存有此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台湾社会的“抗中亲日”，个人其实也会影响社会，如社会领袖利用对上层权利的掌控会随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某种社会环境。老一辈的“日本皇民”由于有亲身经历日据时期的历史记忆，所以把日本视为“国家”看待，而当前台湾社会的“亲日”倾向，更多的是由于“解严”后不断发展膨胀的“亲日”环境营造出的结果。掌控政权的上层阶层透过权力重塑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本土化”、“亲日”为主体的话语系统。加之台湾社会本身有着多重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背景，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很容易在政治环境中遭到煽动而被利用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继2014年“反服贸运动”后，去年台湾社会又爆发了以年轻群体为主的“反课纲”运动。如果“反服贸运动”是基于年轻世代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在“反全球化”和“抗中”情绪下发生的，那么去年“课纲问题”主要是台湾年轻世代对于新课纲的部分历史解释地反抗，可以看出当前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主体性”的坚持以及突显其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那段历史偏向“日治”概念的“亲日”态度。日据时期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至今仍在影响着台湾社会的认同观，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台湾社会后殖民遗绪与“抗中”情绪存在的某种联系，这也是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三）经贸交流：台湾对日经济地位有所上升

日本在台湾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日本一直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对日经济上的依附性地位。

自从2008年国民党上台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日间经济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台日间为了共享大陆的广阔市场更加强调两者相互间的互补性，在基于长期建立的信赖关系上结合成为“台日经济共同体”。特别是2010年台湾和大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台日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国内需求饱和，企业陷入经营困局，迫切需要对外合作，台湾由于与大陆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而享有丰厚的经济优惠政策，日本急切需要以台湾作为桥梁说明其开拓大陆市场。另一方面是日本依然拥有世界先进水准的高新技术，台湾企业的产业升级需要日本的顶尖科技和管理经验来帮其实现，而面对大陆的崛起，台湾和日本都感受到其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愈来愈严重，面对来自相同的外部压力，加上内在二者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台湾和日本选择了共同合作开拓外部市场，除了对大陆的投资，近几年二者也加紧了对东南亚的投资。2011年台日签署了“台日民间投资协议”，使双方在各自地区投资的资产有了法制性的保障。

随着台湾与大陆的交往日趋紧密，之前一直是台湾对日本高度技术依赖的地位逐渐改变，台湾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的交往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近几年，台湾企业通过购买日企股票，收购等手段来吸收日本的高新产业技术。可以看出，两者面对大陆的市场与内外部环境的压力，产生出许多共同的利益。

（四）社会生活：台湾社会生活中的“日本影子”

除了日据时期的历史记忆现今还影响着台湾人，由于台湾人长期生活在日本元素点点滴滴蓄积的环境中形成了对日本特有的亲近感。

建筑是凝固的记忆，日据殖民时期的建筑至今许多还遗留在台湾，特别是当时总督府为了台湾能更好地服务于“内地”的战时需求，在台湾建设了许多基础工程，譬如至今还在灌溉着台湾第一大平原的嘉南大圳，其设计师八田与一至今还是台湾人称颂的对象。还有台湾人生活中早已习惯的日式起居，家里的榻榻米和锺爱于日本的饮食以及平时交谈中都会掺杂些日语比如称摩托车为“outobai”（オートバイ），称计程车司机为“运匠”（うんちゃ）等都是日语的音译。台湾年轻人追逐日本的流行文化，有“小原宿”别称的台北西门町是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台湾自身电视媒体也经常播放日本的动漫，电视剧等等，还有专门设立播报日本信息的日本频道，这是除日本以外地区只有台湾设立这样的频道。特别是至今还被台湾人当作检验是不是真正台湾人的标志——是不是吃“蓬莱米”长大？其实“蓬莱米”也是当时日据时期日本人杂交研制的农业品种。在台湾的电影中也不乏带有浓厚日本色彩的电影，类似这样的电影总能勾起台湾人的怀旧情结。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电影《多桑》，多桑指的是父亲，是日语“とうさん”的发音，电影里的父亲直到临终前的梦想一直是想去日本亲眼看看日本皇宫和富士山。2008年创下台湾票房奇迹的电影《海角七号》；还有2014年的电影《KANO》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嘉义的一群少年为了梦想拼搏最后打进殖民“母国”最高棒球殿堂“甲子园”的故事，再度引发了台湾年轻人“哈日”的风潮。可以看出，当今台湾人的衣食住行还很大程度上感受于日据时期“建设”台湾的成果，充满了“日本情结”的影子。

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成因探源

社会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的社会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在处理社会性时，他强调从旧的系统向新的系统过渡是事件的流逝的过程，并且强调这一个过程中，新生事物总是处于两个系统之中。1895年至日本战败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处于被迫构建日本“民族认同”的社会系统中，在二战结束后到台湾社会“解严”前这一时期的社会系统中，台湾人的“日本情结”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日本情结”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直到1987年台湾社会解除“戒严”，这一年是台湾社会形态转变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解严”后至今，“日本情结”逐渐在台湾社会不受排斥地突显出来。“日本情结”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开始就不断适应着台湾社会的变迁，每个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现实解读，以不同的形态适应着台湾社会的发展，成为了“解严”后发展至今的社会化问题。

日据时期对台湾人同化性身份的建构

殖民国对殖民地住民的“同化”，便是要改变殖民地住民的身份认同从而使其可以成为殖民“母国”在殖民地推行统治的协助者。日本对台湾人的同化可以分为，民族认同上的同化和对当时的台湾社会进行“近代文明”的普及。

（1）日据前中期——台湾人被殖民政府定位为“二等臣民”

1898年后藤新平出任台湾第四任民政长官，在台湾的殖民政策上他主张以“生物学原则”治理台湾，他认为台湾作为殖民地应该与日本国内有所区别，要因地制宜进行统治，即“差别统治”。在同化政策上其坚持“同化即是差别”原则。后藤强调教育的实用性，避免让台湾人接触政治性文化，他认为殖民地住民文明意识的觉醒将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2）日据后期——台湾人被殖民政府定位为“皇国臣民”

为满足日本的战时统治需要，总督府不再把台湾人定位为二等臣民而是要把台湾人同化为可以服务于日本推动对外战争需要的皇国臣民。在这一时期总督府藉以语言上的同化，强化台湾人在民族性上的认同，加快推进台湾人对日本精神上地臣服。1936年第十七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统治台湾的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翌年，总督府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皇民化运动继承了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更加强迫性、激进化的方式加速对台湾人臣民性的塑造，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培植台湾人的皇民性。在这一时期由于台湾总督府对台湾人“同化”手段的极致化，许多台湾人在这一时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上的迷茫，甚至是精神上的折磨。

（二）二战后台湾隐蔽性的“日本情结”

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台湾社会的一切“日本元素”是被严厉禁止的，可是二战后很快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却被重新唤醒。二战后表面上全岛弥漫着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实际上暗涌着的“日本情结”一直从未消失。

蒋介石也是一个有“日本情结”的人，但是他的“日本情结”与台湾本省人对日本的历史情感并不相同，他的“日本情结”更多的表现为对抗大陆的一种政治性、军事性工具。二战结束后，蒋帮助甲级战犯逃脱罪行，还帮他们回到日本。这些人后来为报答蒋恩情，1950年由当年的侵华日军高官为主的“白团”秘密潜伏进台湾20年，帮助国民党提高“协防台湾”的军力，后来“白团”的主要成员也是二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来源。⑥二战后，除了上层政权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联系，作为日据殖民时期的亲身经历者，台湾本省人自然存有与外省人不同的对日情感。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以强制性、压迫性去除台湾人与日本有关的记忆，经历了日本同化教育50余年，日式思维已经是当时许多本省籍知识分子思考的工具，国民党全面压迫性地去除日本元素相当于阻断了他们的发展之路。同时国民党对日据时期遗留在台资产劫取也触及了一部分台湾本省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直接结果是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再次发生异化，日本元素成为了一部分台湾人反抗国民政府的手段，不少人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直接与“中国”划上等号，致使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从日据时期之后再次产生疏离感。

（三）冷战后台湾社会化的“日本情结”

1980年代末李登辉上台后，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异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期日本因素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台湾社会内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建构“新台湾文化”

李登辉等人推动的“新台湾文化”建构故意模糊日据时期殖民的本质，给台湾民众造成选择性记忆的假象，片面强调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现代化贡献。另一方面对“二.二八”事件不断重提加深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仇视，把国民党政权变成是与“中国”划上等号的符号，被利用成为勾起台湾人对日本的亲近感和扭曲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当前在台湾不管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为了族群融合都必须贴上“爱台湾”的标签，曾经殖民台湾的国家变成了当前一部分台湾人怀念的对象。同时，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任内还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其关键是对历史教科书的修改造成台湾年轻人对日本殖民的认识存有偏差，再加上台湾社会的“亲日”环境，很容易使台湾年轻人对日本产生好感。“新台湾文化”是台湾社会“主体性”意识建构的核心工具，“日本情结”的培植是其关键部分，它目的是在“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铺设一条认同的鸿沟。

（2）建构“台日命运共同体”

日本的“亲台”势力一直存有“台湾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的意识形态传统，台湾的“独立”势力也需要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支持，所以两者需要构建共有的身份认同，共同体的价值观念是建构的最有效途径，所以日本“亲台”人士和“台独”势力都喜欢宣言台湾与日本是“命运共同体”，宣扬台湾与日本是经贸上密切合作的伙伴，并且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理念。很显然，支持台日双方是“命运共同体”的人都把大陆作为了假想敌，日本“亲台”势力通过“独派”势力在台湾社会渲染“日本情结”作为基础，向台湾社会输入日本的价值观念，宣扬“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对抗情绪。

“日本情结”与当前台湾社会的认同异化问题

情结本身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对抗性的东西。台湾社会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遭遇，二战后台湾人在潜意识里一直对日本怀有特殊的感情。

（一）日本“亲台派”与台湾“本土”势力的结合

冷战结束后台湾社会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日间关系随之也发生很大改变。在大陆实力崛起的背景下，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除了向台湾社会输入“亲日”的政治意识形态，还以民间组织通过更多元的管道影响台湾社会的对日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台湾社会拓展影响力的纽带——台日间的民间组织，从台湾社会“解严”后，台日互动环境逐渐宽松，台日民间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台日民间组织的发展已比较成熟。如带有政治意味的日本民间组织“李登辉之友会”，一直是帮助李登辉在日本扩展影响力的在日“台独”势力。另一个在台湾有历史基础的民间组织——“高座会”，在1943年当时台湾有8000多名少年到日本神户接受训练。在二战后日本就有民间组织“高座会”，台湾是到“解严”后开始在各地组织当时去日本当少年工的那些台湾人。日本政府透过台日民间组织，保持日本在台湾的存在感，特别是透过台湾社会残留日本殖民统治的遗绪来拉近台湾民间对日本的“亲近感”。还有一些台日民间的公益组织，在台日双方发生灾害时双方都会很及时地给予说明，在危难时候相互帮助埋下情感是迅速拉近台日民众间距离的方式。

（二）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本土认同差异

20世纪内外因素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过程中，台湾人对其自身的认同也在自省。基于历史经验转化为个人记忆，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对自我归属于哪个共同体进行反思，演变出当前台湾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台湾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不同的族群受日本统治的历史遭遇不同，对“日本情结”的认同也显现出本土认同的差异。

相对于二战后才到台湾的外省人，“解严”前台湾本省人的“中国认同”要比外省人低得多，陈光兴在《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中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间的族群矛盾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日态度上，本省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与外省人对立的情感基础。所以，1980年代受过皇民化教育的本省籍人士李登辉上台后故意挑起族群矛盾发动增强台湾“主体性”的政治动员，把“去中国化”与“亲日”情感进行捆绑来扩张“本土”意识。接受“日治”概念同时突出以认识台湾“本土”为主的“乡土教育”成长的一代，“抗中.亲日”的思维成为当前许多台湾年轻世代的处事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与老一辈不同，现今不同族群的台湾年轻世代在“亲日”情感上已经没有像其祖父辈有那么大差别。本省籍年轻人受其祖辈对日本怀旧情感的影响，加上在“亲日”的环境下成长，对日本的特殊好感可想而知。而现今的外省籍年轻人由于与本省籍年轻人一样都在“亲日”的环境中成长，对于日本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由于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祖父辈有遭受过日本人欺侮的记忆，他们对日本的好感程度已经与本省籍青年没有太大差别。

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台湾的原住民与本省人和外省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日据时期所遭受的统治与台湾本省人也有很大差别。日据时期在山里的原住民由原本带有歧视意味的“蕃”改名为高砂族。由于原住民的民族特殊性，日本对其统治更加严酷，实行所谓的“蕃政”。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许多原住民年轻人都被强制征收投入南洋战场和日本兵一起并肩作战，为“天皇”效忠牺牲的一部分高砂义勇队战士的墓碑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由于原住民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日据时期日语的使用更是成为了他们接受社会教化的主要工具，在日本战败后，许多原住民部落仍是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对于原住民民族的认同情感，林浊水在《共同体——世界图像下的台湾》一书中曾提及在统治台湾的“外来殖民政权”中，原住民感情最深的是日本人。

结语

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台湾本身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独特的政治发展过程和台湾社会多元的文化认同。以1895年台湾割让予日本为时间节点，台湾与大陆的共同历史记忆逐步产生分离，在日据时期一部分台湾人表现出对先进文明学习的渴望，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抗，也有一部分本省籍精英由于对殖民国家的崇拜感异化了其身份认同，转而追求台湾“独立”。二战后“二二八”事变爆发，使一部分台湾人认同再一次异化。台湾人的后殖民遗绪中一直摆脱不了“日本影子”。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膨胀已经成为培植其“主体性”认同的工具。可以说日据那段历史至今仍在影响着台湾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