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何而来？

当前台湾社会“日本情结”的表现形式

现今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主要表现在台湾人对日本的精神文化认同和生活中对日本表现的亲近感上。从近几年台湾社会对日本亲近感的表现形态上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台湾人对日本文化的推崇；二是台湾社会对日亲近感伴随着“主体性”意识而升高；三是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背景下，台日间强调相互互补的伙伴关系；四是当前台湾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日本影子”下其“亲日”氛围是显而易见的。

（一）文化认知：推崇日本文化

冷战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日本对台湾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转而从文化上同化台湾人的思想。在台湾还有许多迷恋日本文化的年轻群体被称为“哈日族”，这一人群主要是台湾年轻世代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恋，迷恋于日本的动漫、娱乐文化、时尚玩物。

同时，每年都有大批的台湾学生到日本观光、访学、留学，日本成为许多台湾学生休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日本许多国立、公立及私立的大学都会给来日留学的台湾生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鼓励他们来日留学，每年台日间各大高校会定期相互访问。近几年，台日间的交流互动日趋密切。

现今日本政府以多种管道在台湾社会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来保持其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台湾社会对日本的文化认同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年轻世代，在一片经济低迷的氛围中，台湾年轻人不是选择去打拼而是以“小确幸”自我慰藉，而“小确幸”（しょうかっこう）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造的词汇，指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可见日本文化对台湾年轻人的影响力不容小看。

（二）政治意识形态：对日好感伴随台湾“主体”意识增强

当前台湾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把存有历史羁绊的日本当作了不能忘却的“他者”来抗拒“一中认同”，从而强化“台湾认同”的“排他性”族群意识，主要排除的是与母体的认同联系。

2014年爆发的“反服贸运动”，表面上是反服贸“黑箱”操作，实际上抗议的年轻族群中真正对两岸服贸内容有所了解的实属少数，大部分都是盲目反抗大陆的追随者。为什么台湾社会当前会出现“抗中亲日”的社会形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的社会论，他认为社会是在人与人互动之间产生的。所以，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础上，个人意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周遭的人对某一现象形成一个共同的反应。当前台湾社会整个“抗中亲日”的氛围，很容易使社会中的个人受到影响，汇聚成一股集体意识。再者“解严”后，追求台湾“主体性”变成爱台湾的意识表现，而过去的被殖民记忆却成为反抗曾经的“祖国认同”的情感依据，由于“日本情结”和“台湾认同”二者的捆绑式发展，“日本情结”成为了对抗大陆争取台湾“主体性”的对抗性情绪。另一方面，从全球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来看，“抗中”不单是只为“抗中”而“抗中”，与外部环境交往过程中推动了台湾社会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这其实是其后殖民情绪表现出的自我保护意识。台湾社会经历了长期特殊的殖民历史背景，所以在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自我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急切想摆脱被政治控制和思想束缚的困境。但为什么近年来在摆脱后殖民困境的进程中，摆脱“中国认同”的意识占有了社会的道德高地，而对真正殖民过自己的国家却反常地表现出加深的亲近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国民党对台湾社会实行“威权”的思想控制基础是“中国意识”，在国民党渐渐失去“中国”正统代表性后，对台湾的统治也渐渐与曾经殖民统治过台湾的帝国主义国家划上了等号。要认知这一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台湾与大陆关系一直存有的政治定位问题，而政治议题是最容易触动后殖民社会敏感神经的部分，而台湾与日本关系并不存有此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台湾社会的“抗中亲日”，个人其实也会影响社会，如社会领袖利用对上层权利的掌控会随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某种社会环境。老一辈的“日本皇民”由于有亲身经历日据时期的历史记忆，所以把日本视为“国家”看待，而当前台湾社会的“亲日”倾向，更多的是由于“解严”后不断发展膨胀的“亲日”环境营造出的结果。掌控政权的上层阶层透过权力重塑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本土化”、“亲日”为主体的话语系统。加之台湾社会本身有着多重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背景，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很容易在政治环境中遭到煽动而被利用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继2014年“反服贸运动”后，去年台湾社会又爆发了以年轻群体为主的“反课纲”运动。如果“反服贸运动”是基于年轻世代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在“反全球化”和“抗中”情绪下发生的，那么去年“课纲问题”主要是台湾年轻世代对于新课纲的部分历史解释地反抗，可以看出当前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主体性”的坚持以及突显其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那段历史偏向“日治”概念的“亲日”态度。日据时期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至今仍在影响着台湾社会的认同观，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台湾社会后殖民遗绪与“抗中”情绪存在的某种联系，这也是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需要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