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代表团前往看守所“探望”电信诈骗嫌疑人

□声音

受害人来京要求台方严惩诈骗分子

在得知台湾派出代表团来京后，十余名受害者从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赶到北京，要求台湾方面将心比心，严惩电信诈骗分子。

刘先生是山东一家建材公司的老板，去年6、7月份该公司的960余万元被骗走。事发后，很多合同被迫中断，一些合作伙伴得到消息后也不再与他们合作，公司目前举步维艰。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马先生已经61岁，他的老伴有癫痫，被电信诈骗分子骗走33万余元，钱后来被转到台湾。他老伴受此打击后一直瘫痪在床。马先生哭着说，他和老伴都是下岗职工，这笔钱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程先生是天津河东区人，2015年12月，已退休三年的他被台湾电信诈骗分子骗走91万余元，而这笔钱是他和老伴辛苦工作四十余年攒下的养老钱。后来，他通过银行流水查询到，这笔钱在台湾通过ATM机被取走60多万，还有30万元已被冻结，他还在等后续处理结果。

“被骗之后，我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感觉恐惧，现在也是苟延残喘地生活。”程先生哭着告诉记者，他一想到台湾释放电信诈骗分子，心情就特别悲愤。“这有悖人之常情，有悖社会伦理道德，这是一种放纵犯罪的行为。”

单身母亲左女士是辽宁大连沙口区人，2013年，她准备给儿子买房的200万元被台湾电信诈骗分子骗走，至今她未敢告诉儿子。“台湾方面必须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应有的惩罚，总不能就这样轻易释放他们。”左女士认为，台湾必须严惩电信诈骗分子，补偿大陆受害者的损失，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交代。

□讲述

被骗697万远赴台湾讨钱无果

李先生是天津和平区人，被骗以前是融资做股票的，总共被骗了697万元。

据李先生描述，2013年9月10日到12日之间，他接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声称他在深圳欠了网费，并因为涉嫌洗钱被通缉了。对方还让他打开一个伪造的最高检网站，上面有他的通缉令。对方要求他把账户上的钱转到指定账户接受审查。

“我自认为没有犯罪，即使查也不怕，结果就上了当。”李先生说，他当时还认为应该协助政府破案。

李先生发现受骗后立即报了警。当地警方发现李先生的钱先是被转到70多个账户里，后又被转到130多个账户，在台湾被陆续取走。

“想死的心都有”，李先生说，这些钱是他一辈子的努力所得。事发后，李先生天天睡不着觉，也不敢对任何人说，“无脸面见人，难以启齿”。李先生为此病倒后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痛苦地熬着每一天，度日如年，整日难眠”。

李先生说，这些钱本来是想给儿子买房子结婚，现在没有钱买不了房，儿子30多了也没有结婚。而他也要靠借款度日，到现在已经借了50多万元。

与其他受害者苦苦等待不同，李先生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还亲赴台湾讨要说法。2014年5月份，李先生得到消息，取钱的8个台湾车手（专门替电信诈骗团伙取钱的人）被抓。当年11月份，李先生收到台湾检方寄来的一份函，上面有取款的过程、取款的数额和取款人的情况，每一笔都很清楚。

李先生仿佛看到了希望，他给“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写了一封信，求助指点他怎么讨回自己的财产。但等了两三个月，寄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李先生不甘心，又给“台地检署”的检察长写了一封信。2015年9月，李先生终于盼到了回信，对方告诉他，如果想要求偿，必须按照台湾的法律来争取他的权利。

李先生来到台湾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台地检署”的专案组。但对方称找他们没有用，要求偿就只能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等李先生找人写了起诉书，却发现这8个人已经都不在押。李先生特别生气：“为什么要放呢，怎么可能呢？”李先生说，当受害人还在苦苦地煎熬着，不但一分钱没见，还要借钱去台湾争取自己的权益时，“这些罪犯早已经逍遥法外了”。李先生找到办案人，想见见检察官了解案情，可对方的答复是见不了。

“我是受害者，我有知情权”，李先生说起此事十分无奈，但他表示，除了按照台湾的程序做，也没有其他办法。而且有人告诉他，想要这个钱很难，即使法院判给他，还要有钱来申请强制执行。

李先生在台湾待了10余天，花了两万多元，没有任何结果。

李先生说，这个案子拖了两年半，他不断打电话询问，可台湾方面从来没有跟他通报过任何情况。就在今年4月12日，该案的刑事部分刚刚审完，李先生还不知道结果。“民事部分还不知道会是怎么样。”李先生说，他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京华时报记者袁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