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两岸关系的“乍暖还寒时节”

 三、观察两岸关系的关键在人

几十年政治歧见、刀兵相见、划海而治，两岸的互信薄到了几乎没有，这是推进两岸关系最大的障碍。

1995年，大陆方面在庐山组织了一个撰写《台湾史纲》的研讨会，来自两岸几十位历史学者聚在一起，开了两天会。会上，一位台湾学者说，日本人曾经在台湾训练了一个联队，这个联队在大陆作战时表现优异。一位大陆学者立即站起来说：我认为这位先生用词不当，杀自己同胞怎么叫表现优异？两人于是大吵，要不是隔得远，恐怕要动手。其实，台湾学者说的“优异”指的是军事训练上的技术成功，港台人士用词时较少考虑政治意涵，他也在辩驳中说明了这一点，但大陆那位老兄哪里听得见他的辩解？

两岸关系长期隔离，不仅官员、百姓之间互相不理解，就是那些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也是隔靴搔痒。有一次，一个台湾情势研讨会上，一位学者用阶级分析方法研判台湾的统独形势。我不是学者，都知道这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利用记者的便利，将接触台湾人士时得到的一些信息，及时反馈给官方，让他们尽量了解多方面的信息。这其中谈得最多的应当是唐树备，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们一起散步，谈了很长时间，平时采访机会多，也常有交流。

1995年5月在台湾采访期间，遇见一位年近8旬的出租车司机。老者告诉我，他是国民党老兵，本是天津宝坻人。在这里没有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无着，只有开计程车糊口。他说，去年把自己的攒的钱当路费和买礼物，回老家探亲。侄儿媳妇嫌他礼物轻薄，都给扔到了猪圈里。老人说着流泪了：在这里，人们叫我们大陆猪，回去也没人要我们。

这个故事给我很深刺激。一次出差，我和国台办副主任王永海在飞机上邻座，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我建议说，由台办官员垄断台湾事务不可取，必须设法增加两岸民众的了解和亲情。王副主任很赞成我的说法。

好在还有不少维系和增进两岸关系的力量。

在庐山开会时，我和北师大历史教授龚书铎先生住一个房间，他跟我讲述了自己在台湾求学的故事。龚先生是福建人，1947年9月考入台湾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学习。二二八起义后，他搭乘一艘运煤船逃命到大陆，1950年2月，辗转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从此之后再也没离开过北师大。

在从事两岸新闻前，我和台湾没有任何交集。龚先生的故事让我好像突然有一个感觉：历史都是真实的生活，历史都是真实的人的命运，国家分裂就一定有人在流血。我们做新闻的人，一定得有这样的情怀，你的报道才可能“目中有人”，才会有温度。

两岸的分离，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共内战。但是，台独意识的升高，又不仅是内战的结果。观察两岸关系的关键，就是观察两岸关系中人。

一些没有机会就近观察两岸关系的人经常会有一些简单化的思维，以为武力或者所谓同胞血脉都是统一的保证。武力不可能征服民心，同胞之情也失之于迂腐，同胞相残的人也有的是。

观察两岸关系，要综合运用有历史、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的维度，更要研究两岸关系最基础的环节——民意民情，很多大陆人并不了解台湾人的复杂情结。

很多台湾人有着弃儿情结，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台湾被清廷当作养子赔给了日本，日本的皇民化统治术又相当的成功，把一大批像李登辉这样的人培养成了顺民。光复之后，国民党统治的粗暴，大陆的文革等，都让很多台湾人恐惧、怨恨，六十多年两岸分离的隔阂，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在台湾的渗透，都让两岸人民渐行渐远。

两岸统一的关键在人心。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发展两岸关系的大思维，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像台湾的龚祥铎教授那样到处宣讲中国的十次统一九次依靠武力（只有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例外）、两岸统一最终必须依靠武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也不合时代的潮流，强扭的瓜儿不甜，捆绑不成夫妻。但是，躺着等同胞之亲“发作”，那也是消极幼稚。三十年来，大陆先经后政、以经促政，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策略。

四、采访章孝慈

章孝慈是蒋经国的儿子，关于蒋经国、章亚若和他们两个儿子章孝严、章孝慈的故事，被很多野史小说演绎过。

1993年8月下旬，中国法学会举办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身为东吴大学校长的著名法学家章孝慈来到北京，下榻魏公村的友谊宾馆。记者们对这位神秘人物最感兴趣，但章氏和接待单位都知道孝慈先生的敏感身份，记者很难接近他，他居住的房间也没人知道。

我通过熟人找到了章孝慈住的房间，对章孝慈进行了半小时的专访，那应当是他此行接受的唯一专访。

章孝慈儒雅平和，气度从容，他对我的贸然造访并没有任何不快。

我们谈起了法学在建构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政治的分歧有可能通过法律的安排化解，对两岸关系，他说要假以时间，他微笑着说：“事缓则圆”。我从此学会了使用“事缓则圆”。在我以后使用这个词汇时，一定会同时想起孝慈先生的微笑和冲淡平和，因为张先生，我绝对相信这不仅是一个处事技巧，而且是一种人生智慧和境界。

章孝慈有着校长的慈祥亲和，有着见惯人生风雨的厚重淡定，有着法学家的严谨通达，还有着十分迷人的声音！他的声音结实明亮，像青花瓷一样明净，相信他应当是唱歌的好手。

他的态度鼓励我直接切入那个听众最想知道、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母亲章亚若。这么痛的问题，该怎么提问呢？我想了一下，开口了——“我母亲去年去世了，自此以后我感觉自己在这世界上变了一种身份，变了一种活法——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不知道，章先生对母亲有什么印象？”

章孝慈收起了微笑，他说——我半岁大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不记得她样子，我只有她的照片。但是，我走到哪里，随时都能感受到她在注视着我，在照拂着我。每次出门前，都要在母亲像前上香，请她保佑我平安。前些时候，有朋友到桂林，我托朋友去上坟，去看望我母亲。这次我要到桂林去扫墓，我带来了我家和我哥哥家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录音机在轻微转动和章先生缓慢凝重的叙述。我的眼睛湿润了。22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正好是当年章先生的年龄，但我仍然可以凭记忆复原那次采访的所有细节。章先生的表情如在目前，我的眼泪似乎还在眼眶里，没有流下来，也没有干掉。这就是身为记者的幸运，我可以跨过海峡，跨过身份和年纪，分享同样的对母亲的爱。

1994年11月14日上午，我来到办公室，单位领导告诉我，章孝慈病倒，赶快去采访！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

我赶紧了解相关信息，那时几乎没有网络可用，了解情况全靠打电话找熟人。很快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11月13日凌晨，他偕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飞抵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他仍然下榻在北京友谊宾馆。下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衣冠冢。当晚，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在五洲大酒店宴请了章孝慈一行。按预定计划，他将出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并作一次学术报告。不料，11月14日清晨，章孝慈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状态，立即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抢救。

我迅速赶往中日友好医院，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位台湾记者。

医院招架不了这帮记者的纠缠，决定每天举行通气会，通报章孝慈病情。第一次通气会，医生和程家瑞都出席了。医生出示了一张影像，说在章先生的脑干部位出血，在图片上看，那块地方很小，但医生说，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这相当于一个湖泊。

北京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了，上海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了，情况很不乐观。记得有一位医生说，脑干是大脑的核心部位，最好的情况就是保住性命。

15日，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儿子章劲松赶来北京，16日，女儿章友菊也来到北京。当时章孝严正以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美国访问，他立即向台湾当局提出回大陆探视。按规定台湾官员是不准回大陆的，这次也破例获得批准。16日，章孝慈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秘书处副处长徐健同来北京。章孝严来到医院时，表情肃穆，对门口围堵记者的提问一言不发，径直前往病房。这对孪生兄弟长得太像了，只是他比弟弟孝慈好像要黑一点。

所有的信息都是医生转述，没人能见到病重的章孝慈本人，除了我。

我有一位老乡在中日友好医院当医生，我找到他，让他设法带我到ICO病房见见章先生。肖很为难，但还是帮我找了件衣服，让我混了进去。

我看到孝慈先生躺在病床上，面部有面罩和管子通到仪器里，露出来的不多的面部粉红。他像一个无助的婴儿躺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不知道此时她母亲是不是正在这里看护自己的儿子。我眼睛湿润，没敢多停留，走出病房，迅速赶回台里，描述了章先生的病情。

我的报道在岛内也有反响，有人还写信来，告诉治疗脑溢血的偏方。

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医治，章孝慈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11月24日，由专机护送返回台湾，住进“荣民总医院”，病情也略有好转。直到1996年2月，又因感染肺炎，于2月24日逝世，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