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九合一”选后民进党迎转型关键期

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意外大胜，喧嚣落定后，外界也颇为关注民进党随后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华广网2月5日刊载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李文艺的文章，分析民进党“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相关政策的变化。文章认为，民进党胜选后的首要目标已是再度执政，但民进党并非理念致胜且内部纷争可能延烧，其两岸政策的调整浮现机遇，能否真正把握台湾民意成为新挑战。

全文内容如下：

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意外大胜，不仅拿下六市中的四市及九个县市，而且各地当选议员的数量和总得票数皆大幅增长，民进党仅得票率就反超国民党近7个百分点，计84万票。此役使得在野的民进党几乎将执政的国民党打趴在地，形成包抄之势。台湾媒体认为，民进党一只脚已经踏进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九合一”选举不仅反映出台湾政治生态演变的若干新特征，而且凸显台湾社会平民化趋势，民众普遍看重公民正义，生存观、价值观超越了“统独”与“蓝绿”。凡此，在促使国民党反思的同时，也提醒民进党检视其两岸政策和社会政策。

一、民进党胜选后的首要目标已是再度执政

“九合一”令民进党得意洋洋。选后召开的中常会虽然试图尽量低调，但是仍然掩盖不住胜选的喜悦，会场道喜声不断。胜选，除了表面上选票数量的增长，最亮眼的莫过于冒出包括赖清德、林佳龙在内的被认为未来可担纲民进党大梁的人选。

民进党胜选对其政党发展至少带来如下几方面的正面效应：

一是扫尽民进党2004年以来的低迷氛围，党内重返执政的士气大增。虽然存在有待提升执政能力等问题，但大部分人都认为2016势在必得，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二是增强了正面处理美台关系等外部政治因素的能力。民进党选后即派秘书长吴钊燮出访美国，探知美国人的态度，为能重返执政寻求支持。

三是加速了中生代、新世代的更替。选战胜利加速成就了党内一大批的新世代人物，“野百合学运”世代的林佳龙、郑文灿、钟佳滨号称“台大三剑客”，他们成为民进党世代交替的代表性人物。民进党青年势力大幅上位，律师世代将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四是这次选举有利于民进党更加熟练把握社会脉博和动向，认知大众的喜乐好恶和宣泄途径，增强其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

五是随着国民党的溃败，特别是基层实力的流失，民进党可以快速收割地方势力，抢占政党竞争的滩头要地。尤其在南部地区，国民党出现结构性崩盘，民进党的势力向农渔会移动，地方势力趋之若鹜。

六是胜选适度平息了民进党内的派系纷争，一段时间内，蔡英文的民进党共主地位将得以强化。民进党内普遍认为国民党被重击后，还要乱上一阵子，可以趁机利用这段时间，提前备战2016年“立委”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由上可见，民进党已经摆出了冲刺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架式，将充分运用一年的时间，提前布局选战；蔡英文的准备工作已经累积多时，现在更是志在必得。甚而有外界猜测，为了减小来自党内的竞争，她将考虑主动邀党内的“明日之星”赖清德等人搭配参选。然而，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后重返执政，并非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二、民进党并非理念致胜且内部纷争可能延烧

此次选举不是民进党固有理念和两岸政策的胜利，而是台湾社会变迁的结果。“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没有过多地操作两岸议题，首先是因为“反中”议题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格局下很难发酵，台湾社会普遍关心的不是两岸“统独”，而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个体处境，民心思变，早已厌倦了政党恶斗。其次，民进党也拿不出可以向台湾社会交待、明确而合理的两岸政策，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模糊处理。事实上，两岸政策是民进党的软肋，如果炒作这一议题，反而会减分。绿营长期形成的“台独、反中”等政治符号在和平发展格局下已显得不合时宜，选情显示，台湾社会关心的是民生、发展，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发展两岸关系，起码是不排斥的。谢长廷也认为，民进党不要认为是人民欣赏民进党。

就选后民进党内部生态而言，地方大范围执政，出现了地方首长包围民进党中央的局面。台湾的“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细则本来就不清楚，民进党以在野党身份，更是面临地方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民进党中央欲图号令四方本不容易，而地方为发展经济要增大决策权、主导权，还会联合对抗党中央。民进党的特性决定了在危机四伏之时，内部比较团结；一旦出现执政和掌大权的可能，矛盾和裂痕反而加大。一段时间以来，蔡英文因为得到了新潮流的支持，能够维持党内共主的地位，虽然此次选举一时间加固了蔡的地位，但随形势发展而来的，将是新潮流政治新秀们的反弹，在地方首长势力增大的状况下，更是如此。最近，蔡英文推广所谓“高雄模式”，企图统一地方步伐，强化民进党中央的指挥能力，然而跟从者寥寥。实际上，赖清德和林佳龙都得到新潮流系的力挺，蔡英文在党内的地位虽然高，也面临不少挑战，2016的选举不排除出现赖清德与林佳龙配等诸多可能性。

目前民进党仍处于世代交替的关键时期，“九合一”选举中大量中青世代投入地方选举，民进党在世代翻转的关键时刻，新旧势力竞争，同样面临顺利转型的难题。用柯文哲的话说，民进党不用高兴太早。民进党此次搭上顺风车，并不是绿营支持者大量增加；民进党战胜国民党，不要错以为是其两岸政策的胜利。其实，岛内不少人士也认为马英九执政6年最成功的还是两岸政策，而民进党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两岸政策并不成功。

三、胜选后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调整反而浮现机遇

民进党过去一再反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主张，无法实现自身大陆政策的成功转型，除了政党理念的惯性因素外，还有如下原因：

首先，为反对而反对。在不问是非，只问“蓝绿”的思维下，只要是国民党提出来的，几乎都反对，这是民进党反对党角色定位决定的。

其次，为了挑动社会矛盾来获取政党利益。在两岸经贸往来中，确实部分存在着利益垄断现象，民进党抓住此议题，结合社会运动，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突出自身之“正义”，以此吸引选票和支持。

第三，民进党在两岸关系论述和事务中都不占据主导权，为与国民党相区隔，总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缺少正面论述两岸关系的能力和勇气，只能单纯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第四，民进党内的理念长期处于不稳定的调试期，再加上党内派系对立，使其缺少一位很有实力和能力，且有魄力引导大陆政策转型的人士。

此次“九合一”选举，使得上述结构性矛盾适度松绑。选后，民进党信心大增，不但要做好可能再度执政的准备，而且党内派系势力进一步排列组合，在论述两岸关系方面摆出较积极的姿态。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表示，愿积极推动朝野对话，其中包括两岸议题，如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自由经济示范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及两岸货贸协议等，显示民进党在重构两岸论述方面表现出企图心。

如果能正确分析国、民两党胜败之因，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仍有空间。为把握机遇，在可见的将来，民进党还会为大陆政策转型铺设道路，可能会选择以积极慎重的态度，以柔性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发展两岸往来的诉求，在服贸、货贸上体现更灵活的态度。而总的政策将在“总统”候选人出炉后才能定调。

同时要看到，虽然将来民进党极可能以相对清晰、更为柔性的姿态回应大陆，但不会放弃“神主牌”，回避“九二共识”。一方面，民进党公开主动调整两岸路线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其急于上台执政，又不得不面对两岸关系，民进党也可能会提出类似“两岸共识”的论述来抵消来自大陆以及美国的压力。比如民进党以吴钊燮为代表提所谓“九二精神”的概念，“中国事务委员会”近期开会也旨在搞一套淡化意识形态、突出两岸交流实效的机制。类似这样的模糊论调，要期待大陆正面回应，关键在于民进党发展两岸关系的实质态度。

总之，民进党打算重新上台，必须以相对积极的态度面对外界期待，在大陆可以容忍、美国乐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让台湾民众接受它的承诺。这需要务实坦诚，民进党既要能够说服民众即使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也要能够说服大陆两岸和平发展可以不变，让大多数人享受到两岸发展的成果。

四、民进党能否真正把握台湾民意成为新挑战

因而，问题的焦点以及未来民进党最大的挑战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这次选举认清台湾民众的真实诉求，从而正确认识自身的问题与出路。此次选举的主轴虽然不是两岸关系，但是两岸关系因素无疑已经深刻影响了岛内政治生态。民进党在选战中曾提出“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它更多的不是“反中”宣传，而是要提示台湾同香港一样，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突出，它本质反映出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旧官僚习气和权力垄断的反抗意识。台湾社会普遍赞成同大陆往来做生意，但又惧怕两岸政治关系走得过近、过快使其自主性遭到削弱，加之“一国两制”在香港被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污名化，因而台湾惧怕“香港化”，这是对“一国两制”缺乏了解造成的。台湾不乏人认为可以“只经不政”，保证台湾的政治地位，却鲜有人冷静考虑，实际上，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未来经过两岸谈判签订和平协议或是对台湾前途更有效的保障。

谢长廷在“九合一”选举后说，民进党虽然胜选，但仍要虚心检讨，民进党在两岸、经济、政治、教育等政策方面都要改变，以符合社会期待。他认为，民进党两岸政策上要找一个合乎民意六七成的主张，经济政策要有明显路线。经贸是两岸往来重要的表现方式，国民党提“联结大陆，走向世界”，政策是初见成效的。民进党经济做不好照样会难堪、下台。诚然，大陆在两岸交流交往的具体方案上还要改进，需更多地顾及最普遍民众的利益，但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乎台湾民生的宗旨如一。“九合一”选举结果再度强调民众要的是公平正义，要当局政策透明，要主事者回应人民的需求，民进党岂能例外？

总之，民进党确实成为“九合一”选举赢家，收割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求“分配正义”社会运动的成果。然而转型期的民进党，其模糊的两岸政策和依然弱化的行政能力是其谋求再度执政的政策短板，民进党应该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事实上，美国在“九合一”选举后密切关注岛内局势的变化，对民进党的担忧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加深。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能否理性调整以及能进行多大程度调整，都攸关其2016执政目标的实现。(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