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资料图片)
经过“夏潮联合会”办公室,看到一位白发老先生正在和朋友聊天。他说,江姐的电视剧很感人,她上“老虎凳”时用了4块砖,“我那时上到两块砖时就晕过去了……”没有压抑、怨怼,声音洪亮、笑声爽朗。这位老先生是谁呢?
他是陈明忠,台湾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也是最知名的“统左”(统派加左派)。陈明忠1929年生于高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生活富裕。中学时,被日本同学骂“清国奴”,他开始有了民族意识;而看到佃农对自己卑躬屈膝,他开始有了阶级意识。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18岁的陈明忠参加了著名的“二七部队”。凭着一股血气,他担任突击队队长,最后负伤失败。此后,他和当时很多台湾青年一样,抱着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失望,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没多久便加入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1950年,国民党当局搜捕地下党,陈明忠被捕了,被判10年。
20出头的陈明忠,血性、侠气,也有点桀骜不驯,“坐牢的都是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让苦难生活充满了想象力。”他喜欢讲那时的故事。有次以为要被拉出去杀头,紧张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而同牢的冯锦辉,临刑前微笑与同房人握手道别,“握到我时,他的手还是暖的。”
出狱后,他过了一段正常生活,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高管,娶了冯锦辉的妹妹冯守娥,生了两个女儿,但理想和信念都没改变。1976年7月3日晚,陈明忠把一笔钱交给陈映真,支持他筹办左派杂志《夏潮》。次日他便被逮捕。这一次,陈明忠受尽酷刑。连问案的人都惊叹,一般人到第二轮刑讯,要他讲什么他都认了;第三轮、第四轮,只有在陈明忠身上用过,“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陈明忠后来说,他明白“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得住的”,坚决不认罪。陈映真、黄顺兴等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这次,陈明忠痛苦地坐了11年牢,身体受到重创,血压低到随时会晕倒。母亲去世,没见到最后一面。母亲怎么也不明白,“这孩子这么好,怎么让人家关两遍呢?”妻子带着两个幼女,怎样生活?更让他难过的是,看到中国大陆“文革”的报道,他几乎痛苦得活不下去。那段时间,他为了读《乡土文学论集》绝食13天;也不断思考,怎么会这样?那些困惑,促成他后来写作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冯守娥与陈明忠堪称志同道合,上个世纪50年代,她因参加叛乱组织被关10年。陈明忠再次被捕,她也被抓去审了几天几夜。更艰难的是随后的11年生活,但“先生是为理想坐牢”,冯守娥坚定地不以为苦。已经46岁的她,靠教日语维生,坚持每年两次带着孩子去绿岛看望陈明忠。“只为30分钟的谈话,光路费就要花1万块台币,二三十年前,这笔数目相当大。后来他住在花莲的医院,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看他……”“冯守娥是到花莲探视最多的太太。”陈明忠既感叹又骄傲。陈明忠后来身体不断恶化,冯守娥两年内写了30封陈情信,终于让他在1987年得以保外就医。
一生遭受这么残酷的迫害,没有发疯,也会充满仇恨。然而,2005年2月27日,陈明忠和冯守娥一起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
亲历过“二二八”的陈明忠最有发言权。他首先提出,“二二八”事件并非“台独”的起源。他研究发现,“台独”的主事者多来自嘉南平原。正是国民党1949年到台湾后实行土地改革,碰触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一部分地主子弟成为“反国民党”的“台独”运动者。
作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惨烈的受害者之一,陈明忠随后表示:“我今天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身上。”
他对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说,希望他能代表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
演讲结束后,陈明忠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连战。连战当场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两个月后,连战首次访问大陆,成为永远铭记史册的“破冰之旅”。
不仅如此,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宣布将年年参拜靖国神社,陈明忠和冯守娥以“被害申告人身份”,与一群爱和平人士,2003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国参拜违宪诉讼”。超过75岁的两位老人家,义务担任诉讼团队的翻译,3年内自费赴大阪9次,终于,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当人们身处痛苦与灾难仍然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地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某种人生成就。”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陈明忠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孙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