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无大局观：郭台铭和柯文哲鸡同鸭讲

忧心《中韩自贸协定》对台湾的冲击，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公开喊话，希望“经济选民”理性思考，共同拯救台湾的未来，“别逼我离开台湾”。对此，柯文哲回呛说，郭台铭的目标正确、方法错误，台湾应向“好的民主”学习，而不要像希特勒或苏联的发展模式。

这段“鸡同鸭讲”的对话，除反映了两人迷宫似的语言和思考逻辑，也相当程度描绘了台湾政治和经济长期以来两相分离的困境，且至今似仍无解。

作为大企业家，郭台铭担心台湾经济受两岸服贸、货贸停滞不前之牵累，因而忧形于色，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事。但他在选举逼近前说出“如果我是外国人，我不会投资台湾；如果我是台湾人，我会缩减在台湾的营运规模”，这些话或许说出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但难免被某些人解读为“恐吓牌”。相对的，柯文哲作为台北市长候选人主动跳出来接招，却回应得相当离奇：说台湾要学习“美式民主”，并不算答覆了郭董“经济优先”的呼吁；然后他突然跳接到希特勒及苏联模式，这不免令人好奇柯文哲的思维究竟停顿在什么年代的时空背景？

台湾《联合报》19日社论说，在选举中打“经济牌”，是国民党一向惯用的手法；但这次选举，似乎连蓝军都放弃了此一招数，显然已经不知道这是否还有利用价值。此时，郭台铭主动跳出来，向“经济选民”连续喊话56次，可见其忧虑之深。然而，要说这番讲话能激起选民的警觉，乃至产生什么力挽狂澜的作用，只怕难以乐观，因为一般民众对经济受政治牵制的困境似乎已经感到麻痹。

事实上，看郭台铭与柯文哲的对话，真正令人关注之处，其实不在个别企业是否“出走”的问题，而在政治与经济长期悬而未解的背道而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台湾政治长期对经济的凌压、箝制和扭曲，应该如何解决。至少，民主选举应对政党或候选人的经济诉求进行相当程度的检验，而不是可以任人信口雌黄。从民进党对此事的闪躲看，它知道避免回应是上策；而大剌剌抢答的柯文哲，则显示他不知所云。

政治和经济，绝对不是两条平行线。民主的目的，是在透过政治的手段，解决人民生活的各种问题；亦即，“民生”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交集。当然，民生的定义很广，近者如食物交通、社会福利，中者如医疗照护、劳动薪资，远者则如产业发展、愿景等。选举时，候选人最容易操弄的就是那些民众切身的民生议题，因而不断有所谓的“利多大放送”；在这种情况下，狡猾的政客掠夺了当下的选举利益，却把政策的后遗症留给下一代或其他人去承受。

过去20多年的台湾民主化，人们见识过太多这种景象。例如，每次选举必定祭出各种津贴加码，今年全台流行的，则是老人假牙免费或补助；包括军公教年终慰问金是否恢复，不论是否奏效或有多少副作用，都有人喊价。至于更高层次的经济议题，诸如中韩FTA的冲击、服贸及货贸协议能否加快脚步、如何促使企业为员工加薪，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则宛如一滩死水，无法讨论；甚至连地方如何创造就业机会，谁的经济主张更有助于地方繁荣，一概阙如。如果候选人创造经济机会的政见不能拿来评比，选举只是一味互挖疮疤、彼此丑化，这样的民主政治如何服务人民？

往前看，台湾经济的难题，其实不是哪一家企业要不要扩大投资、会不会出走的问题而已，也不是要不要和大陆扩大经贸交流，或者明星产业能不能转型升级的问题而已。台湾经济最大的困境，是政治人物完全不关心下一个5年或10年台湾的经济将变成什么面貌：台湾的资通产业会不会沦为大陆产业的代工者？台湾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抬不起头的异乡打工仔？目前，朝野政客关心的，只是如何把经济衰退的责任推给对手；但是，当他们任期届满拍拍屁股走人之后，留下的破败景象，却是老百姓在唏嘘、在承受，不是吗？

台湾的经济，当然不是明天就会倒地不起的问题；但这和人生病一样，如果它不断咳嗽，昨天发烧、今天呕吐，人们仍置之不理，这样的经济体如何保持健康？而如果遇上柯文哲这样的名医，他却拿声名狼藉的希特勒和苏联之历史作为诊断，民众还有活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