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运喋血事件令台各界震动 台湾当局高度重视

2014年5月21日下午,在台北捷运板桥线龙山寺站至江子翠站发生重大随机杀人事件,目前已造成4死24人轻重伤。犯罪实施者郑捷被现场民众制伏并在新北市江子翠站被警方拘捕,目前已被新北市警政署羁押,台湾“内政部”警政署正与新北市警方进一步合作,力图查清全部事实和犯罪动机。

郑某为何许人也?为何实施如此残酷犯罪?他又是如何选择作案工具、地点、时间和对象呢?他的犯罪实施为什么会如此顺利呢?台湾各方面又作何反应?

犯罪实施者郑捷,21岁,新北市本地人,家住江子翠站附近。目前为东海大学化工系二年级本科生,曾经就读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因课程不及格转入东海大学就读。

根据相关调查,郑捷家境富裕,生活优渥,平日内向但是礼貌待人,被邻居反映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看不出有做出如此残忍行为的理由,而且之前从未有违法记录,履历清白。

但是郑捷此举早有征兆。郑捷的父母在事件发生后向警方表示,儿子平时没有什么朋友,只喜欢在家玩电玩,偏爱玩杀人格斗游戏。据他本人反映和同学证实,郑捷在高中时代就经常创作幻想在密闭公共空间肆意杀人的情节。据相关医学专家分析,此种幻想过于频繁而且强烈与其焦虑和压力相关,属于精神疾病的早期征兆,尽管临床症状并不明显,但是在压力状况下可能急剧恶化。在案发之前,曾有人举报郑捷在“脸书”上曾经出现了“我会有一番大作为”的文字；文章中又出现二十多个“砍”字。还有其他对社会不满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着激动言论。本月学校的咨商中心教师曾约郑捷开咨商会议,想了解郑的情况。郑捷告诉校方,“脸书”上写的只是一时情绪发泄,现在已经没事了。校方就将他列为“待观察”个案,准备再安排后续的心理辅导。

而据警方反映,郑捷之所以实施犯罪,属于早有预谋,动机明确。因为郑捷在案后交代,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自己未来无望又没有女朋友,一直希望自杀,但又无勇气,希望通过干一件大事也就是杀人来获判死刑,结束生命,原定于大学毕业后实施,但是因为21日当天无课,因此提前实施。郑被制伏时,身上还带有酒味,酒测值零点零四毫克,警方认为他并没喝醉,行凶时意识清楚。新北地检署检察官陈伯均晚间初步侦讯,郑自称精神异常,但警方未查到他有就医记录,依杀人罪移送。

郑捷此次犯罪属于预谋犯罪,原因有三:第一,作案工具。在作案前曾到超市购买1把犯案用刀子,长达30公分,另1把蓝波刀藏在口袋内；第二,犯罪地点。据台北捷运反映,案发地点属于车厢之内,安全力量薄弱。而且龙山寺站至江子翠站属于长线,时程达15分钟,便于长时间作案。况且郑捷属于本地人,对此路线十分熟悉；第三,犯罪时间。台北捷运下午四点半为下班高峰期,乘客众多,便于随机选择被害者。

从整个发案过程来看,郑捷随机杀人犯罪事实明确,动机明确,而且无明显精神疾病,无酒精刺激,属于清醒杀人、主动杀人,案情十分明确。

案发之后,台湾社会一片哗然。郑捷为何能如此实施犯罪?一向以安全、秩序、文明的台湾捷运为何有如此大的安全漏洞?根据台北捷运发言人表示,台北捷运日发送旅客180多万,为方便乘客,车次安排频繁；台北捷运尽管有录像监控、金属探测器,但是没有登车安检措施,乘客随到随上,方便高效。至于安全警备,台北捷运警察只有135名,每人最少负责5站,人力严重不足,郑捷作案时车上就无警方力量阻止犯罪。

但是大规模提高安检并不可行。第一难以界定危险人物、危险工具。比如美工刀,菜刀,螺丝刀等生活学习用品难以排除,如若排除一切可能犯罪工具,会给广大民众带来不便。第二,成本过高,效率过低。台湾捷运乘客众多,运输压力大,保持便捷的程序十分必要,一旦人人安检,必然易造成大规模滞留,引发更大安全危机。

案发之后,“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桦、新北市长朱立伦、台北市长郝龙斌均表示震惊,并且迅速敦促警政署查清犯罪事实,对犯罪者予以惩处；给予受害者迅速全面的治疗,积极心理干预,疏导受害者和目击者减轻心理压力,恢复身心健康；迅速加强捷运安检警力,保障乘客安全,重振公众信心,使捷运恢复正常运营。而“立法院”在加强对相关部委负责人的质询后,也发表声明,要求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建设、积极疏导学生压力,并且迅速提高全台公共交通安检水平,保障公民安全,维护社会安定。

此次台北地铁随机杀人事件并非台湾首例,体现出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存处境:生活优渥导致承受力低,未来压力大又无力改善,生命意识薄弱、暴力思想泛滥,通过破坏秩序甚至犯罪发泄不满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台湾社会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关怀、给予年轻一代更多希望；完善心理干预机制,积极疏导青年人心理压力；减少暴力文化的宣传,净化青年人生活环境。最终需要家长、学校、同学、朋友、政府和媒体等的通力合作,才能减少和杜绝青年人的犯罪行为,避免给受害者、目击者甚至犯罪者的家庭朋友造成难以磨灭的阴影,还台湾社会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