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嘉宏：蔡英文的“政党‘载具’说”

二、“挑战－‘不’回应”的绿蓝政党互动模式

西方文明向东方文明主动提出挑战，而东方文明以被动的方式加以回应，这个解释近代史的“挑战－回应”模式早就广为人知。与这个“挑战－回应”模式不同，台湾的绿蓝互动模式则往往是绿军不断地提出挑战，而蓝军竟然没有回应，挨打、受辱成为惯性麻痹的常态，这个堪称“挑战－‘不’回应”的模式，让蓝军基层从过去的焦虑不安到现在已是漠然以对。“内阁”成员的知名度之低、全无地方能见度都是空前的，没有知名度、能见度，就没有认同度，也跟着就不可能有满意度；民众不知道“部长”姓啥名何，疏于经营基层，马英九与“内阁”满意度一再缔造纪录的破表新低，与“部长”之任命进退与选举切割有绝对关系。如果用蔡英文的政党载具说来看，国民党与政务系统完全党政分离，载具私有化也好，公有化也好，都是被弃置的；以专业自矜自傲，毋庸挂心能否延续国民党执政地位，好官我自为之者，正是民众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祸源，让人徒唤奈何！

“内阁”一体，责任政治从整体政治形象不容分割开始。最近，新任的“内政部长”陈威仁不知何故自行对媒体坦承，“行政院长”江宜桦征询他的时间很短，第一时间他曾建议考虑其他人选，但昨晚江宜桦打电话给他，请他接“内政部长”一职……云云。所以，这个“阁揆”与之征询过程的细节，被他无意义的主动自曝之后，媒体就以“仓促接“内政部”为标题报道，除了是要给予外界江是如何如何的“急就章”、“赶鸭子上架”和陈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勉为其难”的惺惺作态印象之外，不仅未能一新耳目，甫上任就立刻“弱掉江揆”，可惜可叹！相对于此，新任的“环保署长”魏国彦却是一再对媒体重申：“从学地质学那一天起，便已开始准备，已准备43年，认为要将毕生所学贡献社会”、“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将所学奉献给台湾这个母亲。”，魏教授信心十足，士气旺盛，具有“安邦定国”之气势。前后两相比较，政务官的政治意识、官场伦理和内涵素质真是不同。

三、台湾两党的政党代表性

政党的利益代表性问题，也就是蔡英文所说的“政党载具”能否承载多元利益，并且以之为兼顾政治上“分配”、经济上“效率”的处理平台，是政党维系执政地位的关键。过去，中共意识到政党的利益代表性问题，曾经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贤哉斯言。准此，用“生产力”、“文化”和“利益”来检视台湾两党的代表性，国民党战后初期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成功地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从代表农业经济的“农民党”一路转型成为代表中小企业、城市中产阶级的“产业党”，接着却在台商两岸布局、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生产链中不断出走，反而弱化了自己过去可以关门主导的地位。可以说，在生产力换代升级、产业经济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民党代表的利益不明确、选票跟着逐渐流失。

不同于国民党标榜的多元族群融合的利益，民进党第一顺位代表了闽南族群的利益，台湾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无法跟上全球化脚步的经济弱势阶层，也有利益与尊严的需求，民进党安慰这种人心的“本土化”路线始终斗志昂扬，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乎“产业利益／全球化”vs.“闽南族群利益／本土化”的两个政党的两条路线，就会在教科书的“中国史观”vs.“台湾史观”，或其他每一个文化领域当中针锋相对；但是，在政治斗臭客家人苗栗县长刘政鸿的过程中，“太过OVER”以后，民进党也要遭到族群利益与之不一致者的反扑，例如：有一种说法同情刘政鸿，并认为这是“闽南人（政党）欺负客家人！”。

在南台湾，主导选局输赢的是“政党提名（蓝绿基本票盘）”、“族群认同”和“宗教动员”三者。年底七合一选举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选举规模太大，虽然尚不全然等同于2016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但也不会只是地方的、基层的、个案的的选举。南台湾的民进党县市长，因为长期执政之故，基本上彻底掌握地方党机器，实现了蔡英文的政党载具私有化，赢面不仅很大，还会因为对手没有足够的牵制力量，个人还会夹带政经资源溢流、窜访中北台湾辅选，严重威胁蓝营选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少输就是赢，就是不作为把选情一路冷下去，总体投票率拉低，就可以达到“少输”的境界。事实上，以陈菊为例，他的布局不只是要赢市长，还要议会席次拚过半（30席＋4席），搞掉蓝营议长，间接就可以连着干掉剩下的两席蓝营“立委”，不是蓝营自己一厢情愿想冷就冷的。说到头，“顾大菊”的大型看板到处林立，民进党在高雄已经被陈菊私有化，没有一个市议员候选人敢不高悬与她电脑合成比赞的照片，多到令人作恶，她和她的团队政策与施政作为都以地方选票利益最大化为唯一依归，加以精算规划，她能如此这般稳坐钓鱼台，“代表性”的经营不能因感情好恶或政党立场而被忽视、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