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遗产税行之有年争议不断 1200万起征

劫富济贫还是双重课税？

“征遗产税，主要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郑又平对导报记者表示，遗产税带有明显的“劫富济贫”性质，主要是通过对部分财富的二次分配，抑制两极分化和社会浪费，实现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和最终结果的公平。

从积极的角度看，遗产税可以迫使富有者生前积极处理财产，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避免少数人通过财产继承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让社会成员享有更多的机会平等。

台湾去年就有一个贫困镇——彰化县大村乡受益于遗产税。当地一个大企业家的妻子辞世，遗产总值超过130亿元，应缴遗产税达到12.8亿元。按岛内遗产税分配规定（“直辖市”与当局5誜5分，其他地方则8誜2分），这一大笔遗产税有80%归大村乡公所，超10亿元的“天降遗产”直接解决了该乡5年的总预算。

当然，相比这个“幸运乡”，新北市的黄家就只能用“倒霉”来形容了。黄家的“地主”1985年过世，留下大笔土地遗产，家属一直未申报遗产税。7年后，税务部门才发现，当时核定遗产总额超过2.4亿元，黄家除了要交遗产税和罚金外，还要缴滞纳金及利息5000多万元，以及增值税1.2亿元，真正能合法继承的财产只剩下61元！

从这两个天差地别的案例，就可看出遗产税可能导致的争议。郑又平表示，事实上，自征收遗产税以来，关于合理性、税率的种种争议就从未停止过。因为严格来说，遗产税其实是对个人的双重课税——所得税已经针对每人每年累积的财富课过了，遗产税又对每人终身累积的财富再课税。从消极的层面说，遗产税其实是对个人及家庭财富积累的“不当惩罚”。

遗产税是效率和公平的博弈

“台湾的有钱人都不死在台湾。”推动2008年遗产税调减的“赋税改革委员会”副召集人曾巨威这样说过。当时高达50%的税率，让台湾富人生前不是忙着把钱转移到海外，就是绞尽脑汁节税、避税。

尽管存在王永庆、辜濂松这样动辄亿万的纳税人，但根据台“财政部”的统计，台湾遗赠税占总税收的比例极小，资产1亿元以上的富豪遗产税申报只占申报件数的3.6%；4000万元以下的中产阶级申报案件却占88.7%。尽管遗产税被称为“富人税”，但“政府”实际上很难课到富人多少税。因避税带来的另一种损失倒更显沉重，台“金管会”曾估计，台湾流落海外的资产至少有500亿美元。

前台湾首富、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霖2004年去世时，留下约1564亿元的巨额遗产，外界认为蔡家可能得缴纳782亿元的遗产税。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税务部门最终只收到了5亿元的遗产税金。

负责处理蔡万霖后事的人士曾表示，蔡家的理财专家少说有两三百人，在创办人重病的6年内，如果还没有做好财务节税规划，“就太瞧不起国泰金控集团了”。

蔡万霖生前，早已通过高超的资本运营手段，大量成立投资公司、基金会，构建了庞杂无比的家族交叉持股网络，将各种资产高效、安全、无税地传承给继承者。

郑又平指出，通过运作家族资产公司、家族基金会、海外信托投资、境外公司，其实是岛内富人通行的节税、避税方式，蔡万霖是标杆，王永庆其实也不遑多让。王家缴纳的119亿元遗产税虽然很惊人，但其实是因为王永庆猝逝导致部分资产来不及处理，在此之前，王家转往海外的资产就超过2400亿元。

近年来，台湾经济低迷，经济成长率不断下挫，回报率低、税率偏高导致资金大量外流，进一步让经济欲振乏力。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积极推动包括遗产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正是为了鼓励岛外资金回流，为台湾经济复苏提供血气。

“要不要遗产税、要什么样的遗产税，其实主要是效率和公平的博弈，看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郑又平表示，像注重社会福利、分配公平的欧洲，就喜欢用高税率的遗产税；重视经济发展效率、创造积累财富的美国，则选择搁置遗产税。

导报记者 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