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讨论核电与核安问题的思维困境

台湾《联合报》16日发表社论探讨台湾核电与核安之议题。社论指出，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这是多数人同意的观念；但吊诡的是，“若有核电，就会有核安顾虑”。这是在讨论核电问题时，民众首先面对的思维困境。

社论摘编如下：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这是多数人同意的观念；但吊诡的是，“若有核电，就会有核安顾虑”。这是在讨论核电问题时，民众首先面对的思维困境。

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第一座核电厂美国宾州西平堡电厂规划兴建起，科学家及工程师就清楚理解核安问题永远没有100分，只有战战兢兢地面对永远存在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意谓即便穷尽人力，仍有大自然等未知的变数挑战，福岛核灾肇因海啸即是一例。

西平堡建厂之初，核电科学家将包括老鼠啮咬、人员摔跤导致核安出问题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境全数列出，对应每个情境设计防止方法，称之为“设计基准事故（DBA）”，意思是这些可能的风险都已想到，也都有对策，常态下应万无一失；但科学家无论怎么绞尽脑汁，却仍保留了“基准外事故”这个选项，因为一定有设想外的事故存在。

同样的道理，过去对核安事件的分级，小从厂区泄漏，大到厂外警报，1到7级的划分30年没调整过；但福岛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原能总署（IAEA）主动调整，增加了第8级“非人为预知的事故”，这表示人类对核安的努力有其局限。

正如同试运转测试专家林宗尧的话，核安没有百分之百，只看民众愿意承受到什么程度。电价是主要考虑：核电的燃料成本1度才六角（新台币，下同）多，换成燃煤，1度超过1元，若是选择干净的燃气，一度超过3元；由于目前这类替代能源的电价远逾核电，因而又使人们退回选择核电。

也就是说，在核安顾虑下，并未影响核电的发展。核电厂在过去50年全球增长到400多座，美国三哩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相继发生，但核电厂建造的数量并未因此而减缓；即便是福岛3·11眼前的灾变发生，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新的核电厂仍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发包；甚至日本也屡申，日本本土“减核，不废核”。

关心核安，可参照相关数据。翻出50年来的历史纪录，其实核反应炉使用最多的不是陆上的核电厂，而是海上的大型核动力船舶、潜舰、航母；这些船只每艘都配置一个反应炉提供动力，至今累计了12000个反应器年（1个反应器运转1年即1反应器年）的运转纪录，但至今未曾听闻发生事故。

陆上核电厂的风险涉及的因素当然超过海上船舶太多，但以过去“设计基准事故”的应对，大致也应付得当；1979美国三哩岛事故、1986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基本上都是人为因素，但这都在“设计基准事故”的防范范围，只因人为操作得太过大意而酿生巨灾。

前年的福岛3·11核灾，却彻底扳倒“设计基准事故”的应对理念。福岛核电厂所在的岩手县，海堤的高度是海面下58米，海面上近5米，这是金氏世界纪录的最强海堤，因此福岛电厂业主东电株式会社未理会联合国原能总署海堤还要加高的提醒，不料海啸竟然越过堤顶，造成无法弥补的巨灾。

福岛事件发生后，人们才察觉即便基本资料补上，也很难预测远远超过规格的天灾根本不是人力所能防范；同样的，过去对核四厂址的断层测量，大致都仅及于40千米外海，对再外缘的马尼拉隐没带的资料就所知有限，因而电厂设计上仅针对已知部分，确实存在一些盲点。

面对核电问题，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一、因顾虑核安，主张废核非核，完全拒绝核电；二、主张“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亦即不认为可以废核非核，但必须有核安。也就是说，没有人会主张“没有核安，也要核电”。

废核后的电价能否承受，及维持核电的核安能否确保。全世界皆须在这种两难之中作出抉择，台湾正面对核安风暴的第一线，其取舍当然是举世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