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假发票事件 校长为何不表态？

近日，台湾大学教授假发票时间愈演愈烈。台湾《中国时报》8日发表社论指出，究竟是“整报零用”还是“中饱私囊”，应根据不同的行为态样，公正合理地解决。各大学校长迄今没有勇敢站出来，为自己的行政管理疏失道歉，反倒是与整件事不直接相关的政府首长急得像热锅蚂蚁。这样的不对称，正是外界对大学教授与校长不吝批判的原因。

社论摘编如下：

最近几天，台湾大学教授假发票事件越演越烈，几乎形成台湾大学学术社群与司法检调系统之间的互呛；日前，岛内学术界三巨头翁启惠（台湾“中研院”院长）、朱敬一（台湾“国科会”主委）、蒋伟宁（台湾“教育部长”）破天荒地站出来发表联合声明，也是台湾学术史上头一遭。事情演变至今，我们希望问题能区分不同的行为态样，公正合理地解决，遂有以下之评论。

据报载，这次引发学界焦虑的事件，是去年11月底彰化地检署以“贪污治罪条例”第五、六两条起诉了彰师大两位教授。依起诉书所载，这两位教授分别以耗材、维修之发票，购买了价值30余万元（新台币，下同）的仪器与3万元的笔记型电脑，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买Ａ物报Ｂ物”。

检察官起诉书中完全没有指控彰师大教授有中饱私囊，因此这纯粹发票、实物不符的过错，被用最严厉的“贪污罪”追究，以致不能缓起诉，造成学界极大恐慌，也因为如此，教研界三巨头才罕见地发表声明，认为全面地以“贪污”起诉太过严厉。翁启惠等3人并不是为部分报帐中饱私囊的教授护短，而检方向媒体披露的则是有钱进口袋、本就该予严办的其他案例；这两种事实上是不同态样的行为，因为大众难以分清而造成混淆，以致争议不休。

彰师大教授之“购物品项不符”之所以要用“贪污治罪条例”起诉，据了解是因为检方引用了2011年台“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该案涉案的台湾嘉义大学余姓教授承接某公司建教合作计划百余万，而该笔业界经费先进嘉义大学校务基金，再由余教授采购仪器。同样地，由于余教授发票、实物不符，尽管该笔购物款其实来自民间建教经费，余教授依然被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刑3年6个月定谳；如果该建教合作公司直接买仪器给余教授用，他就不可能涉罪。如此的法律形式主义似乎在处分规规矩矩把钱汇进学校的教授，也是学界质疑法律公平性的症结之一。

我们当然同意教授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检方立场，也认同教授犯法绝无特权的道理，但是学界所提的“比例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也并非无理。彰检与学界意见最大的不同，在于教授做研究报帐品项不符而没有中饱私囊，究竟应以“贪污重罪”起诉或依“伪造文书轻罪”追究。

坦白说，台“最高法院”2011年459号判决将教授买仪器硬扯上授权公务员之代行公权力，不问研究实质、不问经费来源、只看形式要件，实在是有待商榷。更何况，最高法院判决也不必然对各地检察官之起诉有拘束力。因此，彰检与各地检察署要不要以“贪污罪”起诉，其实是有权变空间的。检察官不必整天把厂商“预放款”的极端案件拿出来扩大批判，而要对教授“没有钱进口袋”的案例，构思其适用之追诉法条。否则，学界的焦虑不断、争议不断，检方既不可能全身而退，学界也会重伤败阵。

对于若干“抬价虚报、居中图利”的教授犯行，我们当然主张依法严办，不容宽贷，但我们也要对假发票盛行一事，提出一些批评。前段所谓预放款，其实就是教授们一次报销多项耗材，待真正实验要使用时再予取用，就是一般所称的“整报零用”。由于整批报销时使用尚未发生，而教授们也无法举证其未来是否真会使用，故就法律要件来看，这就是“贪渎”。这一类的预放款恐怕是大学理工与生命等实验科学常见的陋习，照理说应该是由各大学设立耗材库房代予统筹解决，如此才能免去教授们各自以“整报零用”涉嫌违法之情事。不只预放款事件是大学本身行政怠忽职守，其他假发票的相关态样，也都与大学管理的松散有关。

令我们遗憾的是，各大学校长迄今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行政管理疏失、为疏于耗材库房管理、为陷教授于假发票报帐之不义、为内控之流于形式，向社会道歉，反倒是与整件事不直接相关的政府首长急得像热锅蚂蚁。这样的不对称，正是外界对大学教授与校长不吝批判的原因。涉入假发票案的大学教授恐怕有数百人，但大学校长只有区区数人，向社会说明有那么难吗？难道自己大学数百件假发票案，都要把责任推给法规制度吗？我们不期待涉案教授一一站出来澄清个案，但是大学校长对于这么大的风暴，总不能不闻不问，任令教授们被检方起诉、被社会凌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