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贞昌实行派系共治中仍以新苏连为主？

台海网6月6日讯 澳门新华澳报今天登载评论员富权文章“苏贞昌实行派系共治中仍以新苏连为主？”说，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将在今午举行的其就职后第一次中常会上，布达第二波中央党部人事名单。据台湾媒体报道，在这一波中央党部一级主管名单中，属于“新潮流系”的李文忠将出任“组织部”主任，最为触目；而执掌文宣部的廖志坚也是属于“苏系”；“组织部”主任郑运鹏虽然早年期曾是谢长廷嫡系子弟兵，但后期已转为“绿色友谊连线”成员。其他的“社运部”主任黄向群等人，均与苏贞昌有着深浅不同的关系。因此，苏贞昌的民进党中央党部战斗团队，基本上是由“新苏连”掌握。即使是“英系”的萧美琴获留任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但智库并非执行机构，只是提供政策建议，且也未必能为主席全然接纳，因而其重要性远不如一级部门主管。即使如此，当年谢长廷、游锡堃围剿包括李文忠、郑运鹏等人在内的“十一寇”时，萧美琴也受到牵连，被斥为“中国琴”，因而也与“十一寇”的多数成员那样，在“立委”党内初选中败下阵来。因此，在广义上计，萧美琴也可算是“新苏连”成员。由此，苏贞昌要标榜党内团结的“派系共治”，只是体现在副秘书长的层次。不过，相关结论仍有待所有一级部门的主管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后，才能作出。

文章说，苏贞昌起用已经“政治失业”六年多并曾在此期间坐过牢的李文忠，可能有如下几个用意。其一，苏贞昌与李文忠的关系密切，不但值得信任，而且可以充分配合。李文忠与苏贞昌的结缘，始于一九九七年的县市长选举，争取连任屏东县长失利的苏贞昌“空降”台北县，获得民进党当地基层组织支持。李文忠作为台北县政府所在地的板桥市的苏贞昌后援会的总干事，籍着“近水楼台”而与苏贞昌互动较多，也让苏贞昌发现了李文忠活动能力强，口才好，论述能力佳等优点。苏贞昌当选后，特意任命他为台北县政府机要秘书，贴心服务不但使两人建立互信关系，而且也培养了两人之间的工作默契。再加上李文忠的“新潮流系”背景，将他摆放在组织部主委的位置，就必能使苏贞昌如虎添翼。

其二，既是同病相怜，更是为李文忠“平反”。在二零零七年的民进党党内“总统”和“立委”初选中，苏贞昌受到谢长廷和游锡堃的联手打击，而李文忠同样也被谢长廷和游锡堃打成“十一寇”成员，两人惺惺相惜。因此，苏贞昌起用李文忠，并让他执掌民进党中央一级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部，就大有为他“平反”之意。

其三，二零零六年陈水扁、吴淑珍的“国务机要费案”爆发后，李文忠与林浊水宣布辞去“立委”职务，成为“反扁”悍将。后来，李文忠曾悄悄到过大陆旅游，也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由此，苏贞昌起用李文忠，似是折射了苏贞昌对待陈水扁及两岸关系政策的基本立场。

其四，解决李文忠的生活出路问题。李文忠在二零零七年“立委”党内初选中，被打成“十一寇”，遭到党内保守派势力的疯狂围攻击。虽然比其他“十一寇”成员的落败幸运，赢得了初选，但仍过不了正式选举这一关。后来曾回到家乡参选南投县长，又告失利，并因选举中的诽谤案入狱服刑八个月；一直处于“政治失业”状态。现在苏贞昌予以任用，虽然与同等级管理人员的市场价相比，薪酬并不算高，但也可为李文忠解决“为稻粱谋”的问题。

不过，当初李文忠等人被打成“十一寇”时，就有时政评论员指出，“十一寇”虽然论述能力强，但疏于基层经营。故此，由李文忠来出任“组织部”主任，是否能经得起实战的考验？幸而，在苏贞昌的第十四届党主席任期内的两年间，台湾地区没有大型选举活动，应可避过这个尴尬问题，但亦因此而欠缺实战锻炼。只能靠在此期间倘可能会有的个别地方的补选进行锻炼。

郑运鹏本是文宣骁将，也很有点子，被称为“点子王”。他在出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时构思的“再怎么野蛮”系列广告，烩炙人口，也精准地击中了当时在野的国民党“凡执政民进党政策必反”的要害。但正因为如此，被国民党一纸状告到法院，郑运鹏也因此而为诽谤罪吃了六个月的牢饭。

郑运鹏原本是谢长廷子弟兵，但因各种原因而分道扬镳，加入“绿色友谊连线”。由于“新潮流系”、“苏系”及“绿色友谊连线”已结成松散联盟的“新苏连”，因而相信苏贞昌是要借助其实力。实就是，在二零零四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竞选总部基本上是“新潮流系”的天下，郑运鹏出任文宣部主任，陈水扁竞选总部出色的文宣，为陈水扁的选情从开初的低迷逐渐爬升，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苏贞昌却委任他为网路部主委，可能是要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意能力，打开一条新的胜选之路。

柯建铭虽是“扁系”人马，但却在党内没有什么“牙齿痕”，只是与“逢党主席选举必参加”的蔡同荣有过一些过节，但党内的主流意识还是倾向柯建铭多些。最重要的是，柯建铭与企业界关系良好，尤其是他曾作为新竹市的知名牙医，与新竹科技新贵建立深厚关系，因而筹款成绩亮丽。他获留任财委会主委，显然是要继续借助他的筹款实力。

文章特别提到，在今日的中常会上，是否宣布恢复“中国事务部”并改名为“大陆事务部”或“两岸事务部”？其后是否会进而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并委任谢长廷出任其首任主委？也是值得观察的焦点之一。倘是恢复“中国事务部”，为了表达善意，就要必要改名为“大陆事务部”或“两岸事务部”。另外，不要将之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而应根据实际需要，向其赋予更大的实际职能，其一是进行政策研究，就如国民党的大陆事务部，甚至是“陆委会”的企划处那样。当然，民进党现在是在野党，不可能完全类比，但也应为民进党及其主席苏贞昌的两岸政策，提供高品质的幕僚建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一些其实许多大学也正在做的学术理论研究。

其二是进行搭桥联系。其实，民进党的许多党工甚至是“立委”等，都曾到过大陆，既有公开性的参加研讨会活动等，也有不公开的个人旅游，但也有与对岸的涉台研究人员进行私下接触，因而早就建立了联系管道。但这些均是个人行为，即使是党工也不是向党中央负责。而现在则应建立可为党中央操控的联络管道。

由于要表达善意，因而其主任应是持“大胆西进”观点，并与大陆有接触的党员。或许，“中国事务部”的创办者陈忠信，及曾任主任的郭正亮，可以“回锅”；而曾多次衔命秘访大陆，并曾到彰州收集陈水扁族谱，因而与孙亚夫在厦门见面，促使陈水扁在大担岛而发表“请江泽民先生来喝茶”的陈淞山，都是适当的人选。但由于上述人士都不是“新苏连”人马，而且其中一些人曾与陈水扁有密切关系，因而未必能雀屏中选。

最触目的，是外传谢长廷将出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这是极佳安排，既可化解“苏谢情结”，又可发挥谢长廷的“一中宪法”所长。更重要的是，对党内而言，抄了蔡英文的后路，削弱蔡英文二零一四年竞选党主席，及二零一五年参加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的实力；对大陆来说，则是利用谢长廷可以为大陆所接受的优势，为民进党与北京进行接触铺路搭桥。但也有疑虑，是否会形成反客为主效应，让谢长廷趁机夺走苏贞昌的“二零一六”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