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良心发现”

台湾遭逢八八水灾之后，此间舆论界新近爆发一波争相爆料的浪潮，除了政客之外，可能令外人讶异的是，包括亲马阵营的泛蓝自由主义者也不落人后。爆料文化与自由主义本来是相冲突的，因为自由主义最重视的就是隐私权，而爆料文化最鼓励的就是揭发隐私。

这股台湾自由主义者领导的爆料文化，因而对于自由主义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且听泛蓝自由主义者自我公开告白，他们率先揭发隐私的动机，是要唤起执政者的良心。

过去欧美自由主义者向来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良心检查，以为如此才能避免极权者制造良心犯，如今台湾的自由主义者“良心发现”，这可能令欧美自由主义者股栗不已，但却足以让强调集体利益与道德的社会主义者微笑颌首。

八八水灾提供台湾自由主义更大突破机会。过去，自由主义以保护私领域免于公权力入侵为职志，不过，由于公权力执行者常以此为理由，宣称自己在私领域的活动免于监督，大玩内幕交易，因此衍生弊病。

但现在，公权力执行者在台湾已无私领域可言，他们在私领域的活动，都必须在公益与良心的标准上，接受民间监督。

台湾舆论界几乎公认，高居“行政院”秘书长的薛香川在八八水灾之初与岳父晚餐，或他的顶头上司刘兆玄在救灾期间理发，尽管属于私领域，都遭严厉批判是缺乏良心，前者已因此辞职下台。此风甚至殃及勘灾期间住五星级饭店的蔡英文，她既须好的环境恢复体能，又非公务员，竟仍遭人义正辞严的爆料，逼她道歉。

台湾自由主义者摆脱欧美自由主义的窠臼，居然回头来检查执政者的良心，要求执政者在私生活中也须服膺民间对良心与道德的期盼。事实上，在这重大的思想突破中，赶搭便车的在野党已具体要求马英九公布救灾初期他所有私人行程。

其实，台湾自由主义不再受西方自由主义局限的端倪，在之前郭冠英事件中已经露出，当时以自由主义学者为首的所谓浅绿知识界，就极力反对身为公务员的郭冠英可以私人身分匿名发表不适合他官员身分的言论。果然，“新闻局”从善如流，接受他们对郭冠英的忠诚查核主张，将他撤职。

但是，他们又都谨慎的提醒，国家管制言论不可过当，亦即郭冠英固应加以整肃，但别人的言论自由不可因此而破坏，言下之意，只有公务员才不可有私领域的言论自由，这等于是为八八水灾自由主义者再度率先干预官员私生活的勇举热身。

蓝绿两股对立的自由主义共同发现良心的重要性，对欧美的自由主义而言，可能像是自由主义的丧钟，但却也是自由主义在此间生根的契机，亦即是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集合。

有关公私领域分际，长期以来被各国女性主义者揭露是父权制造出来限制女性平等、纵容家暴的论述。事实上，台湾的女性主义者早就检讨所谓公私分际，且更为有效，因为她们既不与公权力彻底对抗，也不彻底合作，时而要求公权力退出私领域，时而要求公权力开放给私领域分享，导致公私领域的概念混乱无比，成为前后矛断而难以遵循的原则，故颠覆性无与伦比。

她们因而颇有助于自由主义者今天对不论是像马英九，刘兆玄或薛香川之类的首长，或郭冠英之类的事务人员，都采取打破公私分际，直指良心的立场。

台湾自由主义的意义从此更加开展，除了放宽公权力不可过问私人良心的古典法则外，尤其要求公权力所在的私人良心必须接受公开监督。甚至可预期，即使不是公权力，只要是公众人物（如蔡英文），将来也不能再用私领域为理由逃避良心监督。良心至上的台湾自由主义，已晋身西方永远达不到的境界，而所谓良心犯这样的现象，也不再必然要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取代极权者来检查大家的良心，在当代的台湾已有充分实践经验。而果然，大陆自由主义者怀疑对手人格异常或用心不良，也有先例。

或有西方自由主义者会径以台湾自由主义发生脆弱（因为私领域被突破）、虚假（因为良心被监测）、倒退（因为官员丧失私领域）等现象。

殊不知，自八八水灾以降，以公益与良心为基础的新台湾自由主义，乃续以个人主义保护私领域，另以集体主义对付公权力，这样的自由主义跟儒家文化、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均颇相容，故其意义不再受西方自由主义所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