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的超越与台湾集体虚无的宿命

职司高雄的陈菊以推销高雄世运为理由到北京，随着陈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甚至开始着手拟定民进党人访问大陆的守则。另一位心系“台独”的台南地方首长许添财，也宣布将要以非政治的活动名义访问大陆。陈菊看来是让“台独”与两岸交流脱钩了，她的手段与做法，其实是何其的平凡？但背后远远超越她个人的历史哲理，却又何其的深刻？

陈菊用推销活动为名义，有人指为是借口，但陈菊仍然能够一方面谈人性与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大陆行辩解，另一方面不忘记在北京喊一声马英九“总统”，来凸显台湾“主体性”。她喊马英九的作用，与叶金川代表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故意说几句台语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要安抚台湾的对象。

细究陈菊之行展现的所谓的“主体性”，其实与马英九、陈水扁乃至于李登辉等人长久以来展现台湾主体性的风格相较，并无不同。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够在面对不同的情境需要与对象时转换自我定位。有鉴于他们几位的人格、思想与背景迥然不同，则他们诠释台湾“主体性”的共同风格，应该是台湾政治文化乃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注脚，值得深究。

请看陈水扁以激进反华安抚“台独”拥趸的同时，总能以理性温和安抚华府；马英九以反统安抚“台独”选民的同时，毫无碍于他以反独安抚老国民党；他们体现的台湾“主体性”，不在于拥有某种内发的自我认识，而在于调整自我以安抚不同对象的愿望。他们都拒绝尝试一种具有稳定性或决定性的自我定位，也拒绝从自身的位置评价所面对的对象，而只愿意在所身处的情境中，建立一个可以被对象所认可的表现方式。

李登辉深受影响，虽然他自白说在年轻时起，就曾尝试通过基督教的指引，摆脱让自己困惑的某种自我否定的性格，但后来似乎是更有意识地运用场所哲学，来化解他一生所经历的看似相互抵触的各种政治角色。前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实质的自己，后者的目的是在摆脱自己，他乃将两者混融，宣告自己一生见证的是台湾历史的开端与新中原的降临，看似有所主张，又抗拒任何传承，这样的主体意识既虚无，又无所不包。

但是，儒家文化所习惯的是大我哲学，因此通常不会想像自己回归到无的场所，用静默与沉思化解为了安抚不同对象带来的自我否定的困惑，而是诉诸一种更大的集体来包容看似互斥的对象。

请看陈菊用人性来包容台湾与大陆的分野，马英九用华人来包容台湾人与大陆人的区隔，李登辉用诸法皆空来包容自己摆荡的纪录，只有陈水扁因为缺乏文化伪装的能力，在遭到揭穿的压力下，他只好诉诸赤裸裸的金钱与权势。这就像当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或军阀买办，与他们口中有待解放的女子小人其实一样，不断在摆荡依附，安抚各个外在对象，时而诉诸某种爱国主义来遮掩空虚，时而诉诸某种世界主义来自我救赎。

无的哲学引导台湾人放弃自己，大我哲学敦促台湾人找寻归属。台湾的几位领导人，虽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张，却对别人的主张十分敏感，更不在意别人的主张是恒久的表演还是一时的认真，他们每每在遭遇具体对象时，都能引述某某大我哲学，但是他们终究只是摆荡在不同的对象之间，逃避归属，隐然寄望某种虚无的场所能容纳他们没有归属的灵魂。

陈菊前往大陆当然是她个人意志的展现，但在她个人意志的轨迹之下，早就铺陈了近代中国与后殖民台湾的历史土壤。她的超越，与民进党人即将前仆后继公然前往大陆，见证的仍是一种集体虚无的宿命。